27歲楊先生的人生軌跡，被一場本以為能帶來光明的全飛秒手術徹底改寫。（詳見：《男子全飛秒術后視物重影一年多 上海愛爾眼科被質疑術前評估有疏漏》）。術后持續的重影、視物變形與干眼癥成了日常，北京大學第三醫院一位知名專家的一句“眼部結構不適合常規全飛秒”的診斷，更揭開了這場醫療糾紛的核心癥結——在商業宣傳的強勢引導下，本應成為手術“安全閥”的適配性評估，為何淪為被忽略的環節？

醫療決策的基石從來不是概率數字的炫耀，而是對個體差異的精準研判。全飛秒手術并非人人可做的“萬能矯正術”，其對患者的角膜條件、眼部健康狀況有著明確且嚴格的要求。《近視防治指南（2024年版）》中明確指出，近視矯正手術需要嚴格按照各類手術的禁忌證和適應證進行檢查和實施。而楊先生被外院專家指出“不適配”的結果，卻反證出上海愛爾眼科在術前評估環節可能存在明顯疏漏——究竟是檢查項目缺失，還是對異常指標選擇性忽視？這種對適配性原則的漠視，使得“99.9999%成功率”淪為宣傳的營銷話術。

商業利益驅動下，導致醫療倫理逐漸走樣。部分醫療工作人員從“健康守護者”轉變為“服務提供者”，其職責重心由“能否做”轉向“如何說服你能做”。愛爾眼科以“輕微不適可耐受”為由來解釋并發癥的出現，實則是將醫學判斷讓位于商業決策。這種對適應證標準的選擇性執行，本質上是對醫學科學性的不尊重。一旦評估環節失守，后續所有流程都將建立在流沙之上。

值得一提的是，屈光手術通常作為非醫保項目，是民營眼科機構的核心盈利板塊。據財報顯示，2025年上半年愛爾眼科營業收入達115.07億元，其中屈光項目客單價企穩回升。在此背景下，部分醫療機構傾向于擴大適應證范圍，將邊緣性患者納入手術名單。“能做多少”逐漸取代“該做多少”，成為部分醫生的實際行動指南。

比手術適配性評估缺失更令人不安的，是醫療機構對患者知情權的公然漠視。《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與《醫療糾紛預防和處理條例》均明確規定，實施手術前，醫務人員必須向患者充分說明醫療風險、替代方案并取得明確同意。但在楊先生的遭遇中，醫院僅以極致的成功率數據進行宣傳，對適配性風險、術后可能出現的并發癥等關鍵信息避而不談。

黑貓投訴平臺上搜索“愛爾眼科醫院”發現，多名消費者反映愛爾眼科虛假宣傳、術后出現后遺癥等問題。當醫療宣傳淪為“報喜不報憂”的推銷，患者的健康選擇權便形同虛設。一些分院甚至推出“暑期摘鏡節”“學生優惠套餐”等營銷活動，將嚴肅的醫療行為包裝成節日促銷。這種去專業化、娛樂化的傳播策略，讓公眾對手術風險的認知在無形中被弱化。

隨著這種信息不對稱現象的增多，醫患溝通問題也不容忽視。一直以來，醫患溝通都是醫療服務中的難題，其根源在于醫患雙方對“醫療信息”的認知與訴求存在天然差異。患者懷揣著對健康的迫切期待與對專業的全然信賴走進醫院，最渴望得到的是準確客觀的醫療判斷，甚至希望醫生能給出“一定能治好”“風險為零”的絕對定論，以此驅散內心的焦慮與不安，獲得一份穩穩的“定心丸”。

誠然，醫學從來不是精準的數學，而是充滿個體差異、未知變量與潛在風險的科學。嚴謹的醫生必須基于病情的復雜性，將治療方案的利弊、療效的概率、可能的并發癥等信息全面充分地告知患者。而愛爾眼科為快速獲取患者信任、促成診療行為，對手術成功率、治療效果做出近乎百分百的絕對保證，無視醫學規律與個體差異。這種“過度承諾”看似給了患者信心，實則是對醫療本質的背離，不僅掩蓋了潛在風險，更讓患者喪失了對病情的理性認知。一旦治療未達預期或出現并發癥，不僅會引發更激烈的醫患矛盾，更會讓患者陷入“希望破滅”的巨大落差中，其背后的醫療風險與信任危機，遠比“溝通不暢”更為危險。

當“成功率神話”取代了對個體適配性的敬畏，商業宣傳壓倒了醫療告知義務，再微小的風險概率，落到個體身上都是100%的傷害。醫療行業的公信力從來不是靠數字堆砌，而是建立在每一次嚴謹的術前評估、每一次坦誠的風險告知、每一次負責任的術后應對之上。唯有守住適配性評估的底線，重拾醫療倫理的初心，才能避免更多“楊先生”的悲劇重演。

信網評論員 王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