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湖南一教師因銀行營銷人員而陷入債務困境的報道引發關注。（詳見《湖南一華夏銀行員工誘導他人套現私吞 華夏銀行：合同工，已開除》）這起事件中，受害者的遭遇令人唏噓，同時也揭示出銀行在內部管理和監督機制上存在的明顯不足。如果銀行信用可以被如此輕易濫用與切割，金融安全的社會基石又將如何穩固？

從管理疏漏到風險控制失效，直至事后開除當事工作人員作為處理結果，從中可以看出華夏銀行信用卡的相關制度的執行與監管上仍有待加強。當銀行將印有自身標識的工作證、宣傳品交給營銷人員時，實質上是以自身信譽為他們的行為背書。倘若在問題出現后，銀行的反應是規避自身責任，從情理與制度層面來看，都難以獲得廣泛認同。根據《商業銀行外部營銷業務指導意見》，銀行應嚴格按照指導意見的有關規定使用和管理外聘外部營銷人員。華夏銀行在此事中處理方式，間接反映出銀行在內部管理與員工行為教育方面仍有提升空間。

從辦卡過程中的誘導話術，到違規套現的操作指導，整個流程中銀行的風險監測與干預機制均未有效啟動，說明在關鍵業務環節中存在風險控制的盲區。監管部門曾多次強調，銀行業、金融機構應建立并完善對重要崗位、重點人員業務行為的全流程監督。然而，從辦卡時“不用也能注銷”的模糊承諾，到在微信群中公然指導信用卡套現，銀行的風險監測系統并未發揮應有作用。一旦內部監督形同虛設，各類隱患將不斷累積，受害者往往在最后一刻才可能察覺到風險。

去年7月信用卡新規全面實施，著力整治信用卡市場亂象，強化消費者權益保護，但相關投訴卻不減反增。信用卡銷售正在從一場用戶爭奪戰，異化成一場信任消耗戰。銀行作為金融機構，信譽是其核心資產之一。工作人員的不當行為固然損害了客戶權益，而銀行事后簡單化定性，其對客戶信任與銀行商譽造成的傷害或許更為深遠。

從更深層次來看，這也是銀行在業績導向下的管理偏差。央行發布的2024年支付體系運營總體情況的數據顯示，2024年末信用卡和借貸合一卡在用發卡數量為7.27億張，相比2022年四季度足足減少了8000萬張。如今為了搶占市場份額，部分銀行過度追求發卡數量而輕視風險管理，重視營銷推廣而忽略員工職業操守。這種“重業務、輕管理”的經營模式，使得李老師的類似事件絕非孤例。長此以往，透支的將是整個金融系統的公信力。

此外，工作人員之所以能套現成功，也是利用了現實社會中習以為常的“熟人社會”商業營銷模式 : 巧妙地構建了一個可信任身份，一步步瓦解了受害者的心理防線。因此，無論是學校還是銀行，在引入第三方服務時，都必須履行更嚴格的審核與公示義務，避免自身公信力被濫用。

值得注意的是，從派出所的民事糾紛不予立案，到銀行的個人經濟糾紛說辭，當事人陷入了責任的真空地帶。這意味著，只有從制度層面查漏補缺，加強全流程風險控制，才能真正筑牢金融安全的信任基礎，防范此類事件再次發生。

在金融產品日益復雜的今天，一方面需要持續提升個人的金融素養與風險防范意識，另一方面也有賴于各方共同努力，構筑一個權責清晰、保障健全的金融生態，從而更有效地識別和規避潛在風險。

信網評論員 李源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