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一頭挑著公平，一頭挑著效率。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重新定位財政職能，提出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并強調構建科學的財稅體制是實現國家長治久安的制度保障。

更值得關注的是，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的頂層設計中，“完善立法”被放在首位。隨著具有標桿意義的預算法修訂以及稅收立法的快速推進，財稅法治正成為我國構建法治社會的突破口。

依法理財

將財政運行全面納入法制化軌道

11月1日，《青島市預算績效管理條例》將開始實施。這是國內第一部專門規范預算績效管理的地方性法規。

在青島市人大財經委主任劉瑞華看來，制定這樣一部地方性法規對于引導地方政府科學決策、依法開支非常必要。

“許多地方政府部門習慣于拍腦袋決策，導致政績工程、形象工程屢禁不絕，財政支出損失浪費嚴重。”劉瑞華說，條例施行“花錢必問效、無效必問責”機制，無疑是給盲目拍板、決策失誤和亂花錢者戴上了緊箍。

如果說地方版績效法規為政府亂花錢設立一條“紅線”，那么歷經10年終于修訂完成的新預算法則將財政運行全面納入法制化軌道。

作為財稅領域的 “龍頭法”，預算法歷經4次修改終于在今年8月底完成20年來首次大修，并將于2015年1月1日起實施。

這部大法在依法理財方面實現了多處突破，如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確公共財政預算收支中的績效管理要求、首次明確轉移支付的法律地位、政府全部收支入預算接受人民監督、引入“追究行政責任”的懲戒規定……由此開啟我國邁向現代財政制度的“新時代”。

財政部財科所所長劉尚希指出，依法理財是依法治國的重要組成部分，當前破解財政管理中存在的資金分配不公平、地方財政缺乏自主財力、資金使用效率不高等問題，亟須解決財與法“兩張皮”問題，加快財稅法治化進程。

“稅收法定”

邁出財稅法治提速步伐

房地產稅改革，牽一發而動全身的稅制改革。

2011年，我國開始在上海和重慶試點房地產稅改革，但在超過3年的時間里，這項改革未取得實質突破，改革共識也仍未在此起彼伏的討論中形成。

在房地產稅改革迫切需要廓清迷霧之時，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稱，“加快房地產稅立法并適時推進改革”。這傳遞出此項改革要“立法先行”的信號。

“稅收的原則是稅負公平，通過完善立法可最大限度集中民情、民意、民智，通過立法不僅可以讓房產稅的改革設計更加科學和公平，而且可以保障改革的順利推行，鞏固改革的成果。”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劉劍文說。

“稅收法定”，簡而言之就是立法決定稅收，它體現出的是現代國家的民主、法治理念，彰顯出國家對納稅人基本權利的尊重和保障。但是，“稅收法定”在我國一直長期存在缺位。

目前，我國現行的18個稅種中，只有3部屬稅收法律，即企業所得稅法、個人所得稅法、車船稅法，其他15個稅種“游離”在全國人大的立法之外。增值稅、營業稅、消費稅等主體稅種，都是由國務院制定暫行條例開征。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首次將“稅收法定”寫入黨的重要文件，這也表明我國“稅收法定”將提速。根據立法安排，房地產稅、環境保護稅正成為稅收法定的突破口，全國人大正在研究推進中，并將廣泛聽取社會各方面的意見。

加強監督

用制度約束政府花錢

財稅法治建設的推進，給我國帶來反腐行動的新變化。

十八大以來，從厲行節約、反對浪費到約束三公經費支出，從會議費、差旅費等制度新規到預算法真刀實槍地嚴懲擠占挪用財政資金，新一屆領導人的反腐戰役從約束政府官員花錢入手，用制度約束政府官員花錢，倒逼政府自我革命。

“法治也是生產力。”劉劍文說，這些法規制度正是建設法治政府的體現，是將黨的意志轉化為實際制度，對于推進反腐倡廉具有重要意義。

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防范財稅領域的腐敗行為，還需推進預算公開，加強公共財政監督，建設陽光政府。

國家行政學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竹立家說，中央八項規定，反四風、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公眾和公共輿論壓力增強等都對“三公”經費透明、壓縮起著巨大的推動作用。

記者梳理近20個省區的審計報告發現，2013年，多個省區“三公”經費下降幅度接近或超過兩成。例如，山東省50個重點審計部門單位2013年 “三公”經費支出比上年下降15.4%;安徽省直有關部門和單位“三公”經費支出比上年減少756萬元，下降27%。

“財政支出將越來越嚴格和透明，這是必然趨勢，既符合建設現代政府的基本要求，也彰顯了中共新一屆領導集體厲行節約反對浪費的堅定信念。”北京大學政治發展與政府管理研究所副所長燕繼榮接受記者采訪時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