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的他，與大名鼎鼎的廖仲愷被稱為孫中山的“左膀右臂”，在爭取民族獨立自強的革命道路上曾經叱咤風云 ，出生入死;當年的他，被蔣介石以“七哥”(在堂兄弟中排行第七)相稱，榮任“總統府”資政。而他的名字，對于當代人來說卻很陌生，他就是丁惟汾。今天的《發現青島》，我們就來聊聊國民黨元老丁惟汾。

傳統與現代的“時髦”家庭

在近代中國的百年激蕩中，丁氏家族成員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據江寒秋在《丁惟汾家族的百年激蕩》一文中介紹，大約是在元末明初，跟隨明太祖朱元璋奪取天下的武昌人“鐵槍”丁興，以“軍功除淮安海州(今連云港一帶)百戶，子孫世襲而安居其地”，這便是如今大多數山東丁氏族人有史可查的家族來源。1380年，族人丁順又自海州遷移至日照，此后600年從軍務農，耕讀傳家，成為當地首屈一指的名門望族。

在出過“一門三進士”、四進士、乃至六進士的日照濤雒鎮丁家官莊丁氏家族，生于1849年的丁以此僅僅是個秀才。但他并不是一個酸腐、保守的文人，他能夠痛斥清廷腐敗，并且崇尚西洋漸進的民主思想。在那個“開眼看世界”的時代里，丁以此的思想似乎帶著洋務派領袖張之洞“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痕跡：他是音韻學與文字學方面的著名學者，著有《毛詩正韻》一書，同時，他的書房上還貼著這樣的對聯——歐風美雨留嘉客，古史今書讀幼孫。

丁以此的次子丁惟汾便是在這樣一個交織著傳統與現代的“時髦”家庭中長大。丁惟汾(1874～1954年)，字鼎丞，因為傳統，他研習國學，參加沂州府試，中廩生;因為現代，他又在1904年東渡日本，進入明治大學法學系，隨即便參加了孫中山領導的反清革命。1912年8月，同盟會改組為中華革命黨，丁惟汾受命為山東省黨部理事，負責全省黨務。是年，清帝退位，建立民國，成立國會，丁惟汾以省議員身份赴京，當選為眾議院議員。在國會中，他與宋教仁等堅決抵制袁世凱用重金賄賂操縱選舉，以壓倒多數獲勝。

1913年，袁世凱專制獨裁，一意孤行，謀殺宋教仁于上海，謀殺徐鏡心于北京。接著，又有諸多革命黨人慘遭迫害。丁惟汾的一位族人見革命風險如此巨大，便好心奉勸其委曲求全以免禍災。從不妥協的丁惟汾憤怒地吼道:“我們革命黨人有自己的堅守，讓老袁把我的頭拿了去吧!”

話雖如此，但為了更為長遠的革命理想，聲名在外的丁惟汾知道自己并不適宜沖在最前線，于是選擇退居幕后，1914年返回日照。在鄉間，丁惟汾一邊務農，一邊密謀討袁大計。他積極支持外甥薄子明護國討袁，薄子明后來成為山東護國軍司令。

“蔣家天下丁家黨”

1927年，是中國現代史的一道分水嶺，也是丁惟汾政治走向的重大轉折點，在這個十字路口，丁惟汾最終選擇了蔣氏政權。其中緣由，非常復雜。

丁惟汾的出身既非大地主，也不是大資本家，更非買辦資產階級，充其量不過是齊魯鄉間的一亦儒亦農的士紳，其政治選擇不能以單純的階級觀點判斷。從自然的政治演變看，1926年7月，丁惟汾離開北京，南下廣州，出席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臨時全會，討論北伐事宜。這次會議，對丁惟汾特別重要，他被推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委、青年部長，使他在國民黨中的地位得到進一步提高。

在北方，丁惟汾與中共負責人李大釗密切合作，擔負起北方國民黨的發展工作，1924年當年就發展了14000名黨員，僅山東一省新發展了2000多人，由于北方發展的國民黨黨員數量所占比重最大，后來有“蔣家天下丁家黨”之說流傳于世。

不過很快，1927年下半年，丁惟汾便發現以蔣介石為首的江浙財閥，“醉翁之意不在酒”，只是用他這塊元老派的招牌，并不聽他的話。據《丁惟汾家族的百年激蕩》記載，丁惟汾曾幕后支持過當時驅蔣下臺的風潮。蔣對丁存有戒心，丁察覺后，于1928年離開了南京，拒絕出席國民黨常務委員會會議，常住上海同孚路大中里，關門謝客，不問政務。陳果夫曾假惺惺地多次登門勸駕，要他回南京復職;蔣介石也親自來過一趟，表示“慰勉”，但丁沒有受其籠絡，到青島躲了一段時間。

1930年，丁惟汾的學生王樂平，因追隨汪精衛搞國民黨改組派，被蔣介石的特務在滬暗殺了。丁惟汾看清了蔣介石的心狠毒辣，覺得與他稍有政爭，斷難自保，因此更趨向于潔身自保的態度。丁惟汾畢生做事不做官。蔣介石曾請他擔任交通部長，他說：“我不論跟什么人都懶得交通，還當什么交通部長呢!”

西安事變后，丁惟汾決心退出政界，返回了日照老家。但不久，七七事變爆發，日軍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丁惟汾又輾轉到了重慶。在重慶期間，他雖然有國民政府委員等一連串頭銜，卻也只能租住在簡陋的、挨著臭豬圈的民房里。孔祥熙覺得這樣有失蔣介石的臉面，這才讓他搬到了“林園”。

丁家晚輩不許當政客

丁惟汾兄弟二人，他自己有五女一子，兒子丁立全留德學建筑，后來隨父去了臺灣。其兄有兩子，長子丁立同在辛亥革命中被害，只有次子存世，叫做丁基實，亦名丁君羊。

丁君羊在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在第一次國共合作分裂之后，叔侄二人便分屬兩個不同的政治營壘。丁惟汾早年對丁立同管教甚嚴，丁立同犧牲之后，丁惟汾受了很大的精神刺激，對丁君羊的管教也就比較放松。丁君羊的一切政治活動，丁惟汾都從不過問或阻攔，但不論遇到什么困難，他總是給予支持。1930年，中共滿洲省委組織部長丁君羊與饒漱石、趙尚志等30多人被張學良逮捕。丁惟汾得到消息后，一方面請譚延闿 、何應欽施以援手，另一方面乘張學良到南京開會之機，親自找張學良說情。“九·一八”事變后，丁惟汾又派人攜重金去東北活動、營救。最后，終于使30多名共產黨人交保獲釋。

與丁君羊有著相同經歷的還有丁惟汾的外甥牟宜之。牟宜之也是一名共產黨員，愛好詩歌，丁惟汾便是他的詩歌啟蒙老師，牟宜之管這個姨夫叫“丁老師”。牟宜之年少時參加過中共發動的“日照暴動”。事敗被通緝，也是姨父丁惟汾把他送往日本避難。

值得一提的是，黃炎培的兒子、清華大學教授、著名水利專家黃萬里也算是丁氏家族的一員，他是丁惟汾五女兒丁玉雋的丈夫。在趙誠所寫的《人生滄桑黃萬里》中說，1937年，從美國回國時，黃萬里和丁玉雋在日本橫濱相遇，黃萬里一見鐘情。黃萬里第一次去丁府拜訪時，并沒有見到未來的岳父丁惟汾，但有家人告訴了丁惟汾。第二天，黃萬里又來到丁家，丁惟汾把丁玉雋叫到一邊問這個人是誰，女兒告訴他是歸途中結識的男友。丁惟汾問是哪里的人，丁玉雋說是上海人。丁惟汾馬上說：“哎喲，上海人是靠不住的，你怎么隨隨便便就讓他來家里?”說完，丁惟汾親自到客廳對黃萬里說：“以后請你不要再來了。”后來，丁惟汾與黃炎培見了面，兩人相談甚歡。一周后，黃萬里與丁玉雋成婚。

丁惟汾逐漸淡出權力中心，希望那些跟隨他的后人不要在政治漩渦中成了不務正業的政客。所以 ，丁惟汾對鉆研水利業務、不問政治的女婿黃萬里很器重。另外，黃萬里生性耿直，丁惟汾認為黃萬里有山東人的性格，可能也是他對黃偏愛的另一個原因。丁惟汾經常向客人介紹，女婿黃萬里是半個山東人。后來，黃萬里也說：“我是半個山東人，我岳父是丁惟汾。你們是否知道丁惟汾?”對丁惟汾的情感，溢于言表。

丁惟汾去了臺灣

三大戰役結束后，國民黨軍政大員都在忙著為退守臺灣作著各種準備。中共領導人想方設法挽留丁惟汾。據丁惟汾的女婿黃萬里回憶，潘漢年委托自己勸岳父不要去臺灣，但黃萬里覺得潘沒有把話說明白，如果岳父留下來，安全會得到怎樣的保證。倘若留在大陸，最后沒有安全，他承擔不起這樣的責任。所以，他最終沒向岳父轉達潘的話。

陳毅也曾托丁惟汾的親侄兒丁君羊捎信說，丁惟汾對共產黨沒做過什么壞事，要他不要走。丁惟汾的女兒丁玉雋說，父親是一個很講義氣、責任感很強的人，他曾長期負責國民黨黨務，門生故吏遍布黨政軍各個部門。他要留在大陸的話，他手下那批人將來到了臺灣肯定沒有出路。他不去臺灣，他們怎么辦?丁惟汾最后還是去了臺灣。那年，他76歲。

建國初期，陳毅談到丁惟汾時，曾不無感慨地說:“他老先生實在不該走，還怕沒個養老的地方?”在丁惟汾的女兒丁玉雋口述、古川整理的《“蔣家天下丁家黨”》一文中，是這樣回憶丁惟汾的：“1948年年底，父親通知我說，他要去臺灣了。在他走之前的晚上，我到他住的地方看他。他干了一輩子革命，又是國民黨元老，臨走的時候，只存下六個一兩一個的黃金，僅僅六個。我給他放在內衣的口袋里，一邊三個。當時我不知道他到臺灣將來會怎樣。第二天早晨，我送父親到機場，看著他上了飛機。我知道父親不會再回來了，我也不會去臺灣(跟黃萬里留在大陸)，這將是我最后一次見父親了。到臺灣后，父親連房子都沒有，只得住在老朋友家里。”

1954年5月12日，丁惟汾在臺灣郁郁而終。國民黨當時還給他舉行了“國葬”，把他葬在臺北很好的地方，于右任給他寫的碑文。

城市信報/信網記者 魏軍[編輯：光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