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敬臣當過青島財政局長后來因漢奸罪被判刑五年

丁敬臣與日本人合作，晚節不保，淪為經濟漢奸。抗戰勝利后，國民政府在全國范圍內開展肅奸運動，然而 ，丁敬臣卻一直未遭到實際的懲處。“丁敬臣漢奸案”一度在全國范圍內引發關注，輿論呼吁嚴懲，丁敬臣也被逮捕并送上法庭，但他最終仍然獲得從輕發落。

“‘丁敬臣漢奸案’其實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國民黨內部復雜的派系斗爭。”島城著名文史專家魯海先生對城市信報/信網記者說。

抗戰勝利，他當上財政局長

眾多資料顯示，丁敬臣曾受過李先良的照顧，這是為什么呢?

《山東省文史資料選輯》一書中，收有一篇芮麟所寫的《李先良與葛覃劫掠青島及其互相角逐的見聞》一文，其中稱，早在日本投降之前，丁敬臣就與李先良為首的流亡市政府有聯系。1945年8月23日，剛上任的青島市市長李先良在嶗山成立了“青島市接收委員會”。而為了防止共產黨部隊進入市區，李先良曾對一些敵偽人員有過暗示，只要配合完成任務，可以不以漢奸罪論處。他派以前省府參議張衍學為首的三人代表團與相關人員進行交涉，就住在丁敬臣家中。而丁敬臣為逃脫審判，借機拉攏，上至李先良及流亡市政府的高級官員，下至科長秘書、普通職員和兵役，無不被以“慰問”的名義進行收買。而且，其他漢奸也通過丁敬臣來“捐獻”糧食、服裝和金銀財物給國民黨官員。戰慶輝是三人代表團成員之一，他稱，漢奸們饋送的糧食、服裝、財務，都是經他代開路條，再由漢奸們派人送往嶗山。而由他點收代轉的，有金銀首飾530多盒，小元寶380多個。

一番活動之后，丁敬臣的前途變得柳暗花明。陸安在《青島近現代史》中稱，在抗戰結束初期，丁敬臣成為“青島市接收委員會”委員，并一度擔任財政局長這一要職。

1945年9月17日 ，國民黨正式接收青島行政。隨著國民黨勢力的逐步深入，漢奸漸漸失去利用價值，便開始改變曖昧態度，著手懲奸。戴笠也在軍統內部設立了肅奸委員會，“經濟漢奸”由于豐厚的資產而成為首先懲治的目標。何為“經濟漢奸”?1940年，石礎在《肅清經濟漢奸：嚴懲發國難財者》一文中更明確地提出了“經濟漢奸”一詞。“經濟漢奸”是日本侵華的產物，他們之前多是各大公司經理或董事，淪陷后由于各種原因與日方保持經濟聯系，資助敵國與解決民眾生計成為一個矛盾體，界定起來比較復雜。不過，就丁敬臣的經歷來看，他顯然是屬于經濟漢奸之列。

華中師范大學的中國近代史學者朱英、郝昭荔在《戰后審奸中的派系之爭與司法混亂——以青島丁敬臣案為例》一文中稱，“丁敬臣漢奸案”背后隱藏著國民黨內部的利益之爭。1945年10月，國民政府派重慶方面的葛覃與孔福民等赴青島就任。當時，李先良已經擔任青島市市長，葛覃則擔任副市長兼國民黨青島市黨部主任委員。葛覃到任比李先良晚了一個多月，接收中的各種好處已被李先良撈盡。而孔福民原本打算當財政局長，從中撈取好處，結果李先良早就把這一職位給了丁敬臣。于是，葛覃與孔福民先后與李先良交惡。孔福民慫恿葛覃以市黨部的名義制造抓漢奸的輿論，揚言要抓的第一個大漢奸便是丁敬臣。而且，戰慶輝也因在接收中的利益紛爭，與李先良鬧翻，他投靠葛覃成為市黨部喉舌《民言報》的編輯，利用報刊，煽動起青島市民的肅奸熱潮。

當時，青島物價飛漲，民怨沸騰，社會矛盾非常尖銳。很多民眾將自己顛沛流離的處境與漢奸得不到懲處聯系起來，熱情一點就著。據青島市檔案館史料稱，1946年8月29日，由市黨部控制的“青島抗戰同志肅奸團”組織請愿游行，強烈要求肅奸。五千余名抗戰失業者早上八點在第三公園集合，每一團員手持小旗出發，沿街張貼標語，呼喊口號，“不甘奸逆辦公廳中赫然南面，應憐忠貞饑餓鄉里疾呼青天”，場面極其壯觀。游行隊伍至太平路市黨部門口時，派代表謁見主任葛覃，葛表示“同情”和“欽佩”請愿團之要求，必將盡最大力量協助。隨后向游行隊伍發表講話：“為了民族氣節，我們應該嚴格肅奸，不肅清就不是中華民族的子孫。”葛覃的演說引發陣陣掌聲，當游行隊伍到市政府門前時，迫于聲勢，李先良也不得不出面做出回應：“決接中央命令，從速徹查肅清。”

肅奸開始，他得到李先良庇護

肅奸開始后，有人匿名揭發丁敬臣，于是軍統局肅奸機關將其逮捕，送到青島市內的高二分院檢察處偵訊。葛覃將矛頭對準丁敬臣其實有幾個目的：第一，丁敬臣財力雄厚，可以借機勒索;第二，丁敬臣在青島無人不知，可以制造轟動效應;第三，丁敬臣曾打點李先良大量金銀，是李先良包庇漢奸，收取賄賂的最好人證。丁敬臣被逮捕之后，李先良也趕緊為他求情，稱其“有功于抗戰”，但葛覃就是不買賬。在丁敬臣一案上，李、葛二人正式決裂。

不過，李先良在青島終究是有勢力的。據青島市檔案館史料記載，在李先良庇護之下，丁敬臣雖然被捕，但在看守所被押期間很受優待。承接該案件的檢察官名為刁復墀，他每次都親自去看守所偵訊，并沒有過堂，后來還以證據不足為由免予起訴，不久便被無罪釋放。

這一消息經報道后，輿論一片嘩然。據朱英、郝昭荔在文中稱，“抗戰同志肅奸團”于1946年9月24日公開在《軍民日報》上刊載宣言，對丁敬臣案表示不滿，并對首席檢察官朱巍然辦案的公正性提出質疑。同時，肅奸團于次日向高二分院遞交請愿書，列舉了丁敬臣在德占時期加入德籍、附敵為奸的行為，證明其為一個“老牌漢奸”。作為一個“著名的經濟漢奸”，“其所刮之財產在中國已成為有數之富豪”。其中還稱，丁敬臣在家產被查封時曾變賣財產，于被捕期間變賣房產三處，價值十余億，加上倉庫所存大量布匹、豆餅與藥等共二十余億。之所以如此，是由于大小官員受丁重賄者十余人，“或為之掩飾罪狀，或為之說情營救”，故“罪嫌不足”實為“偵查之不足”。面對“抗戰同志肅奸團”的多方施壓，朱巍然不得不同時在四家報刊上表態：“丁敬臣案如有新事實、新證據仍可提起公訴。”

“抗戰同志肅奸團”還向山東省臨時參議會檢舉丁敬臣案。省參議會對青島分院不起訴丁敬臣的做法“深為驚異”。而且，當時的山東省最高法院迫于輿論壓力，于1946年10月18日函照青島高二分檢處，“將所有審訊丁敬臣案件卷宗，調往濟南另行審理”。丁敬臣趕緊向李先良求救，李先良給他出了一個主意，讓他以就醫的名義逃往上海。高二分檢處接到省高院函電之后，當即派警察趕到丁家，從丁敬臣寄給家人的信中得知他已赴滬就醫。高二分檢處四次發傳票，但丁敬臣都找理由推脫，并通過向法院交巨額保金來拖延。后來，高二分檢處擔心出變故，申請上海高院將丁敬臣羈押，送到濟南審理。

認定為經濟漢奸，被判刑五年

丁敬臣案后來也引起了南京方面的關注。據朱英、郝昭荔在文中稱，1947年3月31日 ，司法院對青島市參議會就丁案詢問大阜銀行性質的函作出回復，認定大阜銀行是偽組織所屬金融機關，于是，丁敬臣正式被定為經濟漢奸。一個多月后，司法行政部長謝冠生親自對丁敬臣案作出批示，認為“通牒敵國已無疑義”并且“應在歷行檢舉之列”。8月19日，謝冠生再次對丁案作出補充，認定原來不起訴的處分是“違法率斷”，決議將在青島辦理丁敬臣一案的檢察官刁復墀停職偵查，并對丁案徹底糾察，要求高院斟酌將未偵查明之案在濟南合并處理。至此，丁敬臣漢奸案正式走向了司法審判。

丁敬臣漢奸案的發展似乎正走向公正，然而事后的發展并非像人們想象的那樣。關于此案的后續報道越來越少。 1947年10月3日的《申報》報道了一條新聞，題為《青市審奸貪污案刁復墀嫌疑重大，丁敬臣納賄八億買自由重陷縲紲》。其中稱，據丁敬臣在濟南供述，他此前在青島市高二分院分檢處各處都有過打點，總計達八億元之巨。

關于此案的審判，也被當局封鎖消息。1947年10月23日的《民報》發布消息稱，該報記者接近自濟南歸青的丁敬臣家屬，才以巧妙方法得知“丁敬臣已于上月十七日(9月17日)經山東高等法院判處徒刑五年”。據青島市檔案館史料記載，丁敬臣被判刑之后，他在濟南獄中的生活所需由刁復墀供應。而且，丁敬臣仍然受到多方面的照顧，漢奸們在獄中的生活也比普通犯人要優越很多。不過，丁敬臣并沒有經受太長時間的牢獄之苦，不久便“經商等保外候審，兼醫疾病”。他又跑去了上海，住在上海林森中路123號公寓中。

據山東省檔案館史料稱，1948年4月29日 ，丁敬臣最后一次出現在上海高等法院檢察處，案由為“囑訊丁敬臣財產”。詢問的十個問題中有八個涉及房產，有關濟南案情的問答只有兩個。通過相關筆錄，可以看出當時國民黨審判經濟漢奸，還是看好了他們的財產，而不是為了追求公平和正義。后來，丁敬臣又上訴到最高法院，但最終結果不得而知。直到1948年9月，案件仍然沒有結果。這時內戰已經非常激烈，漢奸問題顯然已不是主要矛盾。1949年，丁敬臣跟隨國民黨去了臺灣，這場轟動全國的漢奸大案也不了了之。

如今的大學路16號甲是丁敬臣的故居。有資料稱，上世紀50年代，林彪在青島療養時曾經在此居住過。城市信報/信網記者 王學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