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衛曾刺殺載灃，想當烈士后來為啥成了大漢奸

汪精衛是中國近代史上家喻戶曉的人物，亦是近代史上最為復雜的矛盾綜合體。此人美姿色，以至于胡適曾說：“他若是女人一定死心塌地的愛他，他是男子，他(胡適)也愛他”。此人私德為人稱道，曾自己要求“不做官、不做議員、不嫖、不賭 、不納妾、不吸鴉片”，除第一項之外，均身體力行。然而，此人后來成為民國第一大漢奸。蔣介石罵他“此賊不可救藥矣，多行不義必自斃也(《蔣介石日記》)。本期的《發現青島》，我們就來說說汪精衛。

刺殺載灃，想要當烈士

汪精衛本名汪兆銘，1883年出生于廣東三水，后以精衛為筆名，因此歷史上多稱“汪精衛”。汪氏青少年時期有兩個背景對他性格及今后行事產生影響：其一，他在十三四歲時父母相繼去世，只得跟隨同父異母長兄生活，這就造成他“懦弱自卑、優柔寡斷”的性格;其二，他生于書香世家，又熟讀儒家典籍，1901年參加科舉考試，以廣州府第一名考取秀才，這使得他有著極好的文筆，又受“忠恕”影響很深。

青年汪精衛能夠引以為豪的一大壯舉是刺殺滿清攝政王載灃，這使他被貼上“革命家”的標簽，亦可作為其人生的第一大轉折點。

當時，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陷于分裂，被梁啟超譏諷為“遠距離革命家”。作為孫中山的追隨者，汪精衛認為“我等必須拿出實際行動，才能證明革命的決心”，他表示自己要做“革命之薪”，去點燃“革命這鍋飯”。1910年，汪精衛和喻培倫、黃復生決定以性命相搏，用炸藥謀殺權貴，目標鎖定為清朝實際上的政權掌控者——攝政王載灃。

這次行動無論成功或者失敗，汪精衛都極可能喪命，這樣他會成為一世英雄，名垂青史。可惜，他既沒有被炸死，也沒有被處決。3月31日深夜，喻培倫和黃復生在北京后海北岸的一座橋埋設炸彈時被一個車夫發現。憑借炸藥上的幾枚國產螺絲，清政府順藤摸瓜，逮捕了汪精衛。審理此案的是肅親王善耆，他對汪氏之人品才學產生敬重，外加清廷擔心如殺汪，可能會導致革命黨更加暴力，經過善耆對攝政王的斡旋，汪氏被改判終身監禁。

客觀地說，汪氏刺殺攝政王一節跟“政治投機”毫不相關。他既被捕，也決心以死報國，在獄中賦詩“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還和善耆大談共和的好處。1911年11月6日，辛亥革命之后，清廷大赦政治犯，汪氏被釋放 ，出獄時，北京數百人在刑部門前爭睹其風采。

現在想來，汪精衛如果當時死了，日后被稱為“革命烈士”必然無疑。 從革命者變成了劊子手

獲釋后的汪精衛致力于調節北洋軍閥和革命黨的紛爭，民國成立后，奉行不做官等“六不主義”，一度引退赴法，后被孫中山電召回國。孫中山去世時，汪精衛是僅有的幾個身邊之人，筆錄《總理遺囑》，孫中山一字未改。1925年廣東國民政府成立之際，汪精衛被選為國民政府常務委員會主席和軍事委員會主席。

汪精衛在第一次國民革命前期是親共的，在國民黨中屬于標準的左派。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大肆屠殺共產黨員。汪精衛發表通電，痛斥“蔣介石的反共 ，只是一種借口。其反革命之行動，喪心病狂之至，自絕于黨，自絕于民眾，紀律俱在，難逃大戮”。

然而何以時隔短短三個月之后，汪氏就發動“七一五政變”，成為革命的“劊子手”呢?

史家論述汪氏此段迅速轉折，多糾結于汪氏的反動本質及汪、蔣權利爭斗，但還有一個不容忽視的細節，即是來自蘇聯的一封“五月密電”。據中國共產黨新聞網所錄劉統教授撰寫的《共產黨的崛起與國民黨的“清黨”》一文，這封信是在蔣介石反共，中國革命形勢驟變的情況下發出的。發自蘇聯聯共(布)中央政治局，送至共產國際在中國的代表鮑羅廷、羅易等人手中。電文主要內容除了包括土地革命中的政策和對各階級的態度外，還提到：1.改變國民黨領導層人員的構成，從下面多吸收一些新的工農領導人加入國民黨中央。同時依靠工農組織中的數百萬人擴大國民黨地方組織。2.動員兩萬共產黨員，再加上湖南、湖北的五萬革命工農，組建自己可靠的軍隊。3.成立以著名國民黨人和非共產黨人為首的軍事法庭，懲辦迫害工農的反動軍官。

對于這份密電，各方評價不一。陳獨秀在收到后態度曖昧，認為“我們黨未必能貫徹執行”。周恩來則在日后認為這個指示是對的，在延安整風時期反思道：“大革命的失敗，主要是沒有按照共產國際的指示去搞土地革命，以武裝斗爭為中心。”

由于羅易認為汪氏是堅定的左派，遂將此電交給汪氏觀看。汪精衛看到電文后表面上一言不發，說要思考，實際上如芒刺在背。他后來說：“兄弟看過以后，覺得嚴重時期已到了。已到了爭船的時候了，已到了爭把舵的時候了。一只船有兩個把舵的，有兩個不同的方向，除了趕走一個，更無他法。”

7月14日晚，汪精衛召開了武漢國民黨中央秘密“分共”會議 。在第二天的會議上，汪精衛正式宣布國共“分家”，他講述了從羅易手中看到共產國際電報的經過，認為電報有五層意思，“都是很厲害的”，“隨便實行哪一條，國民黨就完了”。

幾天之后，汪氏開始武力清黨。從此，他從革命者變成了“劊子手”。

甘做漢奸，建立汪偽政權

汪氏并沒有在反共運動中獲得什么好處，反共使他暫時穩住了國民黨內右派的情緒。但一個勁敵已經羽翼豐滿，這就是蔣介石。蔣介石初期并未位列國民黨高層，但在東征陳炯明過程中不斷坐大，漸漸成為一方人物。中原大戰中張學良“改旗易幟”，使得蔣介石實力大增 。隨之而來的“九一八事變”讓汪氏和蔣介石暫時同朝為政，但此時蔣的勢頭已經在汪之上，汪氏明顯失去了黨魁的位置。

汪、蔣斗爭中汪精衛的失勢無疑給他投敵埋下一個伏筆，但追本溯源，汪氏自己的主觀思想錯誤才是根本原因。全面抗戰爆發之后一個月，汪氏曾發表了一篇名為《大家要說老實話 大家要負責任》的講話，雖然講話最后聲明“我們守著弱國的態度，我們抱定必死的決心”，但讀完講話全篇，給人一種悲觀的情緒，汪氏在講話中說：“和呢，是會吃虧的，就老實的承認吃虧，并且求于吃虧之后，有所以抵償。戰呢，是會打敗仗的，就老實地承認打敗仗，敗了再打，打了再敗，敗個不已，打個不已，終于打出一個由亡而存的局面來。”將和談作為一種途徑和斗爭并列，至少說明汪氏存在著某些幻想。此后，他始終沒有放棄和談，以至于最后將其視為解決日本侵略的主要方法。

1938年，日本首相近衛文麿推出了極具欺騙性的聲明，汪精衛徹底動搖了。他的妻子陳璧君，手下周佛海、梅思平也和日本人秘密接洽，給他大量做工作，鼓動他“開創自家新天地”。對蔣斗爭的失敗、“恐日病”加上優柔寡斷最終把汪精衛推上投敵的道路。1938年12月18日，汪精衛離渝出走 ，29日，他在河內發表“艷電”，主張對日和談，“與日本政府交換誠意，以期恢復和平”。次年5月，汪精衛輾轉抵達上海。

汪精衛沒有想到，他一旦來到上海就成為了日本人手中的工具，所謂的“中日和談”無非是日本人的謊言。事實上，正如犬養健《誘降汪精衛秘錄》所說，在日本陸軍的頭腦中本來就有一種成見，認為汪是日本為掩蓋近衛“不以蔣介石為對手”的失言而被提出作“代理人”的，因此，“和平條約的交涉委員，在談判中絲毫不想給汪精衛以最佳條件。他們認為，這一道好菜，是蔣介石本人出場時的‘供品’，若給汪，有些可惜。”此時，汪精衛不但受到國內的抨擊，也受到日本人的戲弄，其內心之糾結可想而知。

然而，汪精衛絲毫沒有因這種“內外夾攻”而有所動搖，更堅決地邁出了建立汪偽政權的步伐。1940年3月30日，汪偽政權終于在南京成立，中國近代史上最大的漢奸集團粉墨登場。李志毓在《汪精衛的最后生涯》中說：對于汪的選擇，陶希圣(此人開始投敵和談，后來主動脫離)將之解釋為汪偏執而決絕的性格。他說：“好比喝毒酒。我喝了一口，發現是毒藥，死了一半，不喝了。汪發現是毒藥，索性喝下去。” 特約撰稿 田野[來源：信網 編輯：每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