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的顧炎武開始了他周游天下的歲月，從某種程度上說，他已經不能在武力上推翻清王朝 ，但他有一支堅韌的筆，他可以把這些東西記錄下來，傳諸后世。也是在這段歲月里 ，他跟青島發生了關系。

北游期間，顧炎武來到嶗山，和反清志士交流學問，并對嶗山在史籍上的一些問題進行了考證。因為這段活動，他被人揭發，再次身陷牢獄，所幸沒有大礙。廣泛的游歷讓顧炎武的學問更加扎實深厚，他每到一地就探訪當地風土民情，利用閑暇時間大量閱讀，他出門時總用一匹騾子、兩匹馬馱著書。坐在馬背上長途跋涉時，他就跨著馬鞍默誦“四書五經”及其注釋文，有好幾次因為太過專注而跌落到溝中。最終，他用大半生時間寫了一部洋洋八十萬言的讀書札記《日知錄》。正是在這部書中，顧炎武提出了后人總結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暢游嶗山，還專門寫詩

順治十六年(1659)，顧炎武至山海關，憑吊古戰場，此后20多年間，他孑然一身，游蹤不定 ，足跡遍及山東、河北 、山西、河南 ，“往來曲折二三萬里，所覽書又得萬余卷”，結識了許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顧炎武游歷期間曾來到青島，造訪嶗山，這一節在陳敬剛《顧炎武與嶗山》和蘇州日報刊發的《顧炎武嶗山糾錯》中記述的明白。清順治十五年，顧炎武從萊州到即墨縣，受到即墨名門黃氏家族中黃坦的接待。他游覽了嶗山勝景，憑吊了鄭康成書院故址。

據記載，明亡后，黃家人無不身穿喪服，對朱明王朝念念不忘。顧炎武見黃家人與自己聲息相通，感到無比欣慰。住黃坦家以后，即墨的三十幾位知名文人得到消息，紛紛前來看望他。大家一起探討學問，議論時局，都有說不完的話。這天黃坦出了一個主意：“我們何不一起去嶗山踏雪尋梅?”

顧炎武當然也很想去嶗山游玩一番。一路上，他與大家吟哦唱和，隨心所欲地談論反清復明的話題，大有相見恨晚之感。太清宮是登嶗山的第一站。站在門口，任海風撲面，看水天相連，但見大海一覽無余，波濤洶涌，天人合一的感覺油然而生。雪后的嶗山，無論奇峰深谷、寺院道觀，還是北九水瀑布，更呈現出一派綺麗的景象。

顧炎武長久生活在江南水鄉，第一次登臨如此峻峭的山嶺。他覺得不僅開闊了眼界，疲憊的靈魂也得到撫慰。從嶗山返回的路上，黃坦把顧炎武拉到旁邊，悄然告訴他一個振奮人心的消息：“山東棲霞于七兄弟，正在進行密謀反清的義舉。”于七身材高大，膂力過人，22歲時得中明末武舉。但是他不求入仕，熱衷于以武會友。他重義氣，好見義勇為，武功出色，手里的一柄大刀，揮舞時虎虎生風，聲名聞于四方。顧炎武說：“要是多幾個于七這樣的英雄，抗清復明就烽火四起啦!”

顧炎武嶗山之行中，寫下了《勞山歌》《不其山》《張饒州允掄山中彈琴》(張允掄，萊陽進士，曾任饒州知府)、《安平君祠》等膾炙人口的詩篇。這其中，《勞山歌》是一首充滿浪漫主義色彩的五言古詩。該詩從遠景到近貌，從巍峨山勢到奇花異草，從古老的齊國郡縣到滿目蒿蓬的敗落村舍，洋洋灑灑寫了300多字，把嶗山“崔嵬勢壓齊之東”的高峻和“煙霧合沓來千峰”的秀色，描寫得淋漓盡致。

鐵騎山東麓的書院村，有“康成書院”遺址，顧炎武來此憑吊，寫下了《不其山》七言絕句：“荒山書院有人耕，不記山名與縣名。為問黃巾滿天下，可能容得鄭康成。”不其山，位于嶗山山區北部，今名鐵騎山，東漢大經學家鄭玄(字康成)為避黃巾軍，于中平五年，率徒到這里設帳講學，故名“康成書院”，而書院所在之村亦名為“書院村”。

《不其山》這首詩無只字寫山光景色，亦無片言述游觀興致，只記載了鄭康成耕讀于此，并提出了黃巾軍可能容得鄭康成的疑問。東漢末年黃巾軍起義時，鄭康成曾受到起義軍的異常尊重，在那場社會大動蕩中，不但康成書院得以保全;而且鄭康成也沒有死于農民起義，這件事使顧炎武感觸頗深。

顧炎武讀書治學，總是追求真理、勇于探索。陳敬剛認為 ，顧炎武的這一治學態度在《勞山考》中得到了充分體現。《勞山考》是一篇極具學術價值的考證文章，旁征博引，窮源溯流，實為大手筆之作。在此文章中，顧炎武最為精辟的見解是他認為《史記》中秦始皇北至“榮成山”的記述中，“榮”乃為“勞”字之誤，“榮成”是勞、成二字，應寫為“北至勞成山”。因此，顧炎武要為嶗山正名，并為之糾《史記》兩千年之誤。《勞山考》一文，收入顧炎武所著《日知錄》卷三十一。此說雖尚待考訂,但嶗山為“神仙之宅、靈異之府”的美譽，卻因此文而張揚海內，嶗山名聲的遠播，顧炎武功不可沒。

顧炎武與即墨黃家

顧炎武來青島游歷，不光是為了游山玩水，切磋學問，還跟很多反清志士進行過交流，這也讓他險些釀成殺身大禍。

前文提到，顧炎武從萊州到達即墨縣，受到即墨名門黃氏家族中黃坦的接待。而這黃坦又是黃培的好友，顧炎武因此被牽連進了清初的“黃培文字獄”。

據即墨市史志辦史料記載，黃培、字孟堅，即墨人，是明朝兵部尚書黃嘉善的嫡孫，曾任錦衣衛指揮僉事;明亡后，歸居即墨故里。此獄的發端是：黃培的老家仆之子姜元衡，于清初考中進士，當了“翰林”;回家省親時，發現隱居家中的黃培與當時在任的浦江知縣黃坦、鳳陽府推官黃貞麟等十余人過往甚密，相互唱和，寫了許多“逆詩”。回京后便揭訐于朝廷。清朝統治者十分重視，立即“發督撫親審”。據姜元衡說，他曾見過一本名曰《忠節錄》又名《啟禎集》的書，“書中載有隱叛與中興等情，或宦孽通奸，或匹夫起義，小則謗，大則悖逆”，書中“有黃御史‘握發’一傳，又有起義，有舉事……有懸高皇帝像慟哭及入閩入海等事”。姜元衡指控說，這本《忠節錄》是顧炎武到即墨黃家搜輯發刻的。于是，顧炎武于康熙七年(1668年)二月十五日繼黃培等人后被捕于北京慈仁寺，并至濟南與姜元衡等人對質。

在濟南，顧炎武滿以為把事情真相澄清以后，就可以脫身，殊不知官府卻揪住不放，要窮追究竟。在一次次審訊中，顧炎武機智周旋，矢口否認曾到過即墨，使得許多受株連的人得以解脫。幸得親友李因篤、朱彝尊(時為山東巡撫劉芳躅的幕僚)、徐乾學(顧炎武外甥，后任刑部尚書)、顏修來等人聞訊后竭力營救，到這年10月，這場冤獄方才暫告一段落，顧炎武始得取保出獄。

想騎馬出門，摔倒后身亡

在這里還有一個疑問，顧炎武終日游歷，又不事生產，究竟靠什么度日呢?

其實，顧炎武不光是個學問家，也很善于理財。顧炎武在第一次哭吊完明孝陵后，獨身北走，走遍了大半個中國。首先在山東章丘縣長白山下墾田自給。之后棄去，由門人輩管理田產，自己另尋他所。每到一處，他便買幾個妾婢，置房屋和地產。因此他一生沒有困乏的時候。他的兩個在北京做官的外甥徐乾學和徐元文曾向他借錢用，共計數千兩白銀，他也不向他們索要。康熙七年(1668)，顧炎武定居于陜西華陰縣，置田五十畝以自給。他鐘愛沙苑蒺藜，曾說：“這個吃久了，不吃肉不喝茶也可以。”

由于他的學問名氣越來越大，清政府從各方面考慮，想要把他拉入統治集團，但他始終拒絕。康熙十年(1671年)，顧炎武游京師，住在外甥徐乾學家中，熊賜履設宴款待顧炎武，邀他修《明史》，顧炎武拒絕說：“假如這樣做，那不僅僅是介之推的出逃了，而是效仿屈原為楚而死了 !”

在夏于全、許光宏主編的《中華名人百傳》中說：長期流亡不定的生活，使年近70歲的顧炎武身體日漸衰弱。康熙二十年(1681年)，顧炎武為了躲避甘肅提督及其兒子大理寺卿張又南的糾纏，又由華陰來到山西曲沃。由于旅途勞頓，不幸身患重病。

顧炎武一病就是三個多月，受疾病的折磨，他顯得老態龍鐘，身體和精力都大大不如以前了。但是這位老人心中的熱情卻沒有減退。他也知道，自己所剩的日子不多了，要抓緊時間多做一點事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一月八日，他覺得身體好了一些，便騎馬外出會見朋友，辦點事情。但是，他不曾想到自己連上馬的力氣也沒有了，頭一暈，跌倒在地。這一折騰，又使他舊病復發。

第二天凌晨，我國歷史上的這位杰出學者和卓越的思想家終于與世長辭，悄悄離開了人世，享年70歲。特約撰稿 田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