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英烈孫春林最為世人稱道的，除了他動員全家“男勞力”投身抗日之外，另一件事就是大義滅親。他的三舅勾結偽保長，殘害共產黨地下工作者，他毅然組織力量將三舅和偽保長處決。大義滅親的具體過程怎樣?又對這個家庭有什么影響呢?

1941年8月，孫春林也在與日寇的交戰中，壯烈犧牲。這也是一曲破家報國的壯歌。孫永志先生是孫春林之子，他僅在襁褓中見過父親一面，但他一生都在為追尋父親曾經的足跡而努力。

三舅叛變，孫春林大義滅親

據《海陽文史資料》記載，當時海陽縣田村有一個名叫呂騰云的共產黨員，“七·七”事變后，他利用經商做掩護，經常到青島等地給八路軍買槍支彈藥和緊缺物資。孫春林的三舅名叫呂士珍，也在田村，而且是呂騰云的本家。呂士珍在“抗大”學習過，后來看到革命環境惡劣，貪生怕死，就回了家，名義上是在村里教書，暗地里卻投靠了漢奸趙保原的部隊。

1941年春，呂騰云給八路軍買到了一臺銑床。這事被呂士珍獲悉，他就與偽正、副保長以及鎮海鄉偽鄉長密謀，給萊陽四區偽區長孫松周寫了告密信。孫松周一看大喜：“老子發財的機會來了，這事辦成后少說也能升兩級。”于是派人向趙保原密報。正月初五晚上，趙保元派150多人全副武裝，包圍田村，在呂士珍等人暗中指引下，闖入呂騰云家中，將其捆綁押到村公所。當晚還有另外一人被抓。第二天，孫松周主持召開了村民大會，將呂騰云二人押到臺上示眾，下午就將二人帶到萊陽四區駐地祁格莊。

田村的老百姓湊錢贖人。第一次到祁格莊，孫松周嫌錢太少，推辭說：“我說了不算。”第二次，村民又湊了很多錢去贖人，孫松周就答應：“過兩三天放人。”

呂士珍知道此事之后，怕“打虎不死反被虎傷”，就和偽保長等密謀，寫了一封信給孫松周，還給他送了一些錢。正月十五晚上，孫松周對呂騰云說：“你沒事了。今晚我派人把你送回家去。”當走到羊郡疃頭東，趙保原的手下根據孫松周的意思，將呂騰云殺害。

孫春林很快獲悉此事，怒火攻心，他深知三舅罪惡累累：一不該叛變革命，二不該投靠趙保原，三不該從事反革命活動，四不該殺害革命同志。一旦姑息，可能會有更多人受害。于是他去石人夼找到了地下武工隊的隊員辛鐵甲，籌劃鋤奸事宜。“這個石人夼離我們老家18里路，距離偽據點較遠，抗日力量比較活躍。”孫永志先生說。在一天夜里，孫春林和辛鐵甲等人，悄悄將呂士珍和正副偽保長綁架到田村東處決了。

對于父親的大義滅親，孫永志先生說：”我父親當時肯定下了很大的決心。呂士珍是我奶奶的親弟弟，奶奶在四個兒子中也最喜歡我父親，父親非常孝順，但即便如此他還是要鋤奸。只不過，這件事他在家中從未說起過。我奶奶這一輩子直到去世，都不知道她弟弟是被她最喜歡的大兒子殺死的。“

今年80周歲的孫瑞芳女士是孫春林的次女，3月3日，她告訴城市信報/信網記者，當年在老家時從沒有人說起過這件事，萊西建了烈士陵園之后，她才知道的這件事。“其實也不難理解，當時革命工作需要保密，怎能什么都說出?后來父親犧牲后，我母親狀態很不好，也生了病，不大說起父親。關于父親的事情，我主要是從左鄰右舍那里聽到的，甚至離我們村百里之外，老百姓說起我父親，都會翹大拇指。”

孫春林烈士紀念碑

漢奸告密，他在日軍襲擊中身亡

孫瑞芳女士說，關于父親孫春林，她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發生在1941年。當時她只有7虛歲，孫永志則剛剛出生兩個月。

“我母親生了三個孩子，大姐比我大一歲。當時，一個不認識的‘表叔’來到我家，帶我母親和三個孩子去見我父親。我們村離鬼子據點很近，只有5里路，非常危險。我母親就假裝走親戚，騎著一個牲口，不知道是馬還是騾子，‘表叔’在前面牽著。走了不知多遠，聽到日本鬼子騎馬出來掃蕩，就不敢走了。因為我們騎的牲口聽到鬼子馬叫，也會跟著叫，就可能被鬼子發現。‘表叔’帶我們躲在一個樹林里，后來鬼子走遠了，我們才敢繼續走。后來不知又走了多遠，在一個名叫石馬疃頭的村子見到了父親。”

孫瑞芳說：“我從小到大，總共見了父親三次，這也是最后一次。記得母親把弟弟放在床上，就去洗衣服了，而父親卻只顧踱來踱去，對弟弟的哭鬧不聞不問。我當時不太高興，心想：父親不是稀罕男孩嗎?怎么對弟弟一點都不管?母親回來后，我就告狀。母親就問父親，父親說‘他太小了，要18歲就好了’。他說話的表情，直到現在我還記得清清楚楚。第二天，因為部隊要打仗，父親率部隊轉移，母親就帶我們回老家了。”

這一幕，孫永志也曾和姐姐無數次談起。他說，通過他后來了解，那次是父親帶部隊駐扎到離他們村30里的地方，戰局緊張，又想見家人，那位“表叔”應該是位通訊員，連夜帶我們去見父親。“父親說我‘太小了’，他是想說‘要能拿槍就好了’，他就是這樣一個徹底的革命者。”這是初次見面，也是孫永志與父親的永訣。數月之后，孫春林犧牲。

萊西烈士陵園資料記載，1941年夏天，南海軍分區成立，孫春林被調任南海軍分區司令員。6、7月間，他奉命到海陽配合主力部隊解放了發城。秋天，敵軍實行大掃蕩，孫春林率部轉戰平度大澤山區和萊西青山一帶。當時，他率領軍分區部隊處在日寇、偽軍、國民黨反動派三種勢力包圍下。東北方15公里是日寇夏甸據點，西北10公里是日寇郭家店據點，東南方8公里是日寇南墅據點，能游擊的地域很小。

8月的一個晚上，軍分區機關轉移到萊西榛子溝村。在部隊剛進村時，一個漢奸偷跑到夏甸據點告密。日寇馬上組織一支輕便部隊，急速趕來襲擊。當村頭崗哨發現日寇時，敵人已在附近。敵情不明，情勢緊急，孫春林指揮部隊撤出村莊，一面迎擊敵人，一面向山里轉移。就在通過南沙河時，孫春林不幸大腿負傷。他命令警衛員不許管他，自己先走。而后，他慘遭日寇殺害，年僅35歲。

關于父親犧牲的經過，孫永志先生曾到萊西做過調查。2001年，當地一位83歲的潘大爺說，當年孫春林在交戰中被日寇子彈打斷了腿，有戰士要扶他走，他讓戰士別管他，后來被日寇捅死。潘大爺記得日寇出動約30人，是從附近三個據點出動的。資料顯示，這些日寇配備數挺機槍，裝備精良。

子女遺憾：父親走得實在太早了

孫永志一家

孫春林犧牲后，家人生活幾乎陷入絕境。孫永志先生說：“像我們這種‘滿乎家子抗日’的，被視為‘匪窩’，日偽軍隔三差五就來抓人，抓不到就亂砸一通。鬼子來時，我們就出去躲避，叫‘跑鬼子’。”

孫瑞芳女士回憶道：“我們村西有座小山，山上有人插了一棵‘消息樹’，立著就表明安全，放倒就是鬼子來了。當時都說‘西山小樹一倒，就趕快地跑’。當時別人家還不怎么著急跑，但我們家必須跑。有一次，我弟弟兩三歲，母親生病了，我們家沒男勞力，一家四口人跑到離村五六里的地方，母親跑不動了。就躲在海邊的一片高粱地里，高粱都被收走了，只剩高粱秸。我們就搭了一個棚子，住在里面。后來，我跟姐姐回村附近看看，見‘消息樹’又立起來，才回家給母親拿來一些吃的。”

“我現在還記得那種秸稈的味道，常常回想起來。”孫永志先生說。“我母親1947年去世了，也只活了35歲，她沒過一天好日子。我有時想，假如我父親沒參加抗日的話，一家四個‘男勞力’，日子能過得還行。父親犧牲了，我們家人一直都在要飯的邊緣。當然，這是民族大義，我們都為父親感到光榮。”

孫春林的三弟也是在他動員下參加八路軍的。他參軍后，十幾年沒給家里寫過信，家人都以為他也犧牲了。“后來，我三叔給老家的村干部寫信。說十幾年沒有消息，不知道老家還有什么人?村干部告訴他嫂嫂還在家中，一個人拉扯三個孩子。”孫永志先生說，“我以前叫孫永莊，現在的名字就是三叔給改的。他讓我叫孫永志，就是讓我永志不忘革命，永志不忘抗日，永志不忘我們這個革命家庭。”

1950年，孫永志的大姐孫瑞蘭和二姐孫瑞芳，被叔舅劉東岱接到青島，參加了工作。1951年，10歲的孫永志也被接到青島。他說：“一開始，我在舅舅(劉東岱)家住了一段時間，后來他幫我聯系了吉林路小學，在那里上學。當時在大港一路有個雙蝠面粉廠，去面粉廠食堂吃飯，每個月舅舅給交伙食費。二姐在第二針織廠工作，有職工宿舍，我就跟著二姐住。后來我又轉到育幼小學，小學就在湛山寺內，里面不光是烈士的子女，還有一些孤兒和流浪兒童，管吃管住。兩年后學校解散，我轉入上海路小學，之后上了青島九中，1961年進入山東大學政治系。在山大畢業留校教黨史，在濟南待了16年，1977年調回了青島。”

孫春林犧牲后，當地人立起一塊碑，上寫“孫指揮烈士之墓 1942年山東牟平縣”。“這上面有三處錯誤，其一是我父親1941年已經任南海軍分區司令員，指揮是之前的職務;其二他是1941年犧牲，不是1942年;其三他是海陽縣人，而非牟平縣。當然在那個戰爭年代，出現錯誤都是正常的。”孫永志先生說，直到1955年，萊西革命烈士陵園建成，孫春林才遷葬到烈士陵園內，1987年，萊西市政府又為他修建了孫春林烈士紀念碑，“關于我父親，相關部門曾做過一系列調查，很多事跡也慢慢呈現出來”。

孫永志先生是位書法家，還是當代著名書法家蔣維崧的學生。2014年9月30日是我國首個烈士紀念日，《青島日報》發布消息，其中特別提到了孫春林。而在同一期的報紙上，也刊發了孫永志書法作品被中國臺灣故宮博物院收藏的消息。“父子二人在一份報紙上出現，我真感覺這是一種冥冥之中的緣分。”孫永志先生感慨道。

孫春林的長女孫瑞蘭現居秦皇島，次女孫瑞芳在青島居住。“最大的遺憾的就是父親走得太早了，現在我天天都會想起他。我們這些做兒女的沒有多大本事，但一直都本本分分做人，這也是父親給我們的最大影響。”孫瑞芳說。

文/圖 城市信報/信網記者 王學義(除署名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