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何以中國，讀懂齊魯

1919年1月28日，法國外交部會議廳，巴黎和會就中國山東問題進行專場討論，顧維鈞代表中國政府申訴立場。他說：“山東省是中華文明的搖籃，孔子和孟子的誕生地，對中國人而言，這是一塊圣地。全中國人的目光都聚焦于山東省，該省在中國的發展中總是起著重要的作用。”

80年后，反映巴黎和會的電影《我的1919》里，演員陳道明展現了顧維鈞人生的高光時刻。電影中有一句經過藝術加工的臺詞，表達了類似的意思：“中國不能失去山東，就像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

這話雖然有所演繹，但表達出的觀點卻得到了世人的普遍認同。那么，從中國文化全局來看，山東的地位為何格外重要？

“春秋至王莽，文化重心唯齊魯”

中國地域廣大，幅員遼闊。在中華文明發展的長河中，各地的貢獻均有差別，各個時代也有不同的重心所在。在中華文明發展的早期，尤其是被當代學者稱作中華文明“軸心時代”的春秋戰國時期，山東地區作為中華文化發展的“重心”，對中華文明的發展作出過獨特貢獻。傅斯年在《夷夏東西說》中說：“自春秋至王莽時，最上層的文化只有一個重心，這一個重心便是齊魯。”

自20世紀30年代在山東發現龍山文化以來，大量考古發掘證實，以泰山周圍為中心的海岱文化區，是一個由后李—北辛—大汶口—龍山—岳石依次組成的自成序列、獨立發展的文化區，而且是黃河流域發展程度很高的核心區域。

周封天下，特重齊、魯。周武王“封功臣謀士，而師尚父為首封”，將姜太公與周公這兩位滅商統帥和安邦首輔分封齊、魯。

封姜太公于齊，意在建立鎮撫東方的軍事重鎮；封周公于魯，則意在承傳發展周文化于東夷之地。周封齊之后即授姜太公以“五侯九伯，實得征之”的征伐大權，成為后世齊國稱霸的基礎；而封魯之時，則特別將一些傳世文物、典策、器物以及主持王室祭祀的職業官員配送于魯，使僅供周王室使用的“四代之器、服官，魯兼用之”，讓魯國享有“王禮”。這些做法都在立國之初為齊魯奠定了成為東方文化重鎮的深厚基礎。

魯國后來成為禮樂文化中心。首先在于它秉持周禮，以禮治國，各國諸侯大多因尊周禮而尊魯。其次，魯大量保存了周王室及各諸侯國的禮樂典章。孔子之時，魯有存詩三千余篇，經過孔子整理，“皆弦歌之……禮樂自此可得而述”，成三百篇之《詩經》。可見，到春秋末期，魯國無論在典籍器物保存，還是在文化人才的聚集上都是集大成之地，周代的禮樂文化確已集中到魯國。

齊國后來以王霸之道成為當時諸侯各國政治、文化交往的中心。齊桓公在管仲輔佐下，于春秋前期成就霸業近半個世紀。其對文化的提升在于：稱霸是以主會盟、尊周室、倡禮義、伐戎狄、護中原為其主要內容。其霸業成為一種備受稱贊的“仁”舉，主要靠的是諸侯會盟而不是武力征服或戰爭。

“諸子百家半山東”

春秋末期，齊魯文化的“重心”地位提升到一個新階段。

“重心”地位的第一個表現，是孔子的出現。

孔子開中國私學教育先河。他借重魯國豐富的文獻典籍，整理三代以來古文獻，編定“六經”，打破了歷史文獻典籍被貴族壟斷的局面，使之走向社會，傳之后世，使齊魯成為三代以來歷史文獻匯萃整理之地、傳世經典產生之源。

孔子為齊魯之地培養了大量人才，身通六藝者有72人之多，以魯人與齊人為最多。人才豐富的重要體現，就是諸子多半出齊魯，齊魯成為諸子之源。

《漢書·藝文志》列“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從其代表人物來看：儒之孔、孟，墨之墨翟，都是魯人；陰陽家之鄒衍、鄒奭，都是齊人。儒家大師荀子雖為趙人，但年十五游學齊國稷下，“三為祭酒”，久居30余年，實可作齊人看。其余三家，亦與齊魯關系密不可分。

“重心”地位的第二個表現，是百家爭鳴的中心在齊魯。

齊國都城臨淄設有稷下學宮，時間長達一個半世紀，影響整個戰國之世，人數多至“數千人”。當時各國的學者，從四面八方會聚到稷下學宮，展開自由爭鳴。稷下學宮存在時間之長、規模之大、百家學者之多、影響之深遠，都遠非其他機構可比。稷下成為戰國時代最大的學術活動中心，也是百家爭鳴的主要基地。

“重心”地位的第三個表現，是儒墨“顯學”在齊魯。

戰國諸子之中，儒墨并稱“顯學”。這兩家源于齊魯、興于齊魯，在當時是影響最大的兩個學派，其共同特點，一是弟子眾多，二是支派林立，三是影響巨大，四是品次極高。無論是人文科學，還是自然科學，齊魯大地都達到了那個時代的高峰。

“重心”地位的第四個表現，是兵學發達。

春秋戰國時代歷經五百余年的諸侯爭霸，列國紛爭，從軍事哲學及實踐經驗上進行理論總結而成豐碩之果，首推齊國軍事家。先秦時代號稱有六大兵書，即《六韜》《司馬法》《孫子兵法》《孫臏兵法》《吳子兵法》《尉繚子》，前四種皆為齊人所著；而著《吳子兵法》的吳起是衛國人，也曾在魯國出仕多年。齊人中的軍事家，除享譽世界的孫武、司馬穰苴、孫臏外，像姜太公、管仲、田單，乃至田忌、齊威王都是卓爾不群的軍事家。

文化“兩創”首倡地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中國文化的分水嶺。從此，儒學由諸子百家之一的學派上升為一國獨尊的官學。孔子漢代封公，北魏時封“文圣尼父”，即有圣人之名；唐玄宗時封“文宣王”，北宋則封為“至圣文宣王”，自此圣人成為孔子的代稱。非但如此，其弟子后學也因之稱“圣”：顏回稱“復圣”，曾子稱“宗圣”，子思稱“述圣”，孟子稱“亞圣”。

于是，山東成為圣人們的故鄉。

自西漢至清末的2000余年，以孔孟為代表，以“三孔”“四孟”為標志物，對中華文明的發展，發揮了其他任何地方都無法達到的文化影響力。山東大地在增強民族凝聚力、維護國家統一、弘揚傳統文明中的貢獻，也是其他區域難以企及的。

文化的影響力是持久的。山東人既有圣地之人的自豪感，也有禮義之邦的自律，形成特殊的道德風氣。

一是崇德之風。特重道德修養，以德傳家，以德為尚，成為道德模范之鄉。二是重教之風。崇文尚德是山東人傳承不息的社會共識。三是尊老之風。所謂“孝為百行之元”，山東人特重孝敬父母。

正因如此，史學家錢穆在《中國歷史精神》中說：“中國各地區的文化興衰，也時時在轉動，比較上最能長期穩定的應首推山東省。若把代表中國正統文化的，譬如西方的希臘人，則在中國首推山東人，自古迄今，山東人比較上最有做中國標準人的資格。”

進入新時代，山東成為文化“兩創”的首倡地。擁有如此殷實的文化家底，探索開辟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新路徑，山東自然責無旁貸。

大眾新聞記者 張九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