泊里民間手藝人在編織紅席。

“炕上沒有席，臉上沒有皮。”這句俗語一直在黃島區泊里鎮居民的口中流轉，也成就了“泊里紅席”高超編織技藝的代代傳承，與之相呼應的還有那個古老傳說——戰國時期，軍事家孫臏遭龐涓陷害，流浪寓居于泊里一帶，生活困苦、食難果腹，于是用高粱秫秸劈成篾子，編織成席子做炕席保暖。秫秸本為白色，孫臏膝傷未愈，鮮血滴在席子上順著篾子流淌，形成了紅白相間的席子。

如今，“泊里紅席”被列為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泊里鎮成為“紅席之鄉”。日前，記者探訪該鎮三合村，聽“泊里紅席”代表性傳承人張學明講述這門指尖藝術的傳承歷史。

“編席子是門藝術，得靜下心來”

每至農歷臘月廿四，紅紅火火的泊里大集就會開市，這也成為“紅席匠”們展示自己手藝的平臺之一。

在三合村，這門技藝的代表性傳承人張學明開始了緊張的忙碌：每年他都要從陰歷十月開始編席，到臘月中旬結束，一天從早到晚忙活十個鐘頭。名聲在外的他，已經很少出現在泊里大集上，而是主要接一些客戶的訂單。

張學明有一間專門編織紅席的“工作室”，這間房子濕氣極重，且裝修簡陋，實則暗含玄機。“屋里濕氣大可以讓篾子更柔軟，這樣編起來會快些。”每到編紅席的時間，他都會離開家來到這里，清靜的環境會讓他精神高度集中，忘了時間。“我覺得編席子是門藝術，就像寫字畫畫一樣，靜不下心來，就出不了好作品。”張學明如是說。

“泊里紅席”外觀古樸而典雅，細節細膩而精致，極其貼近時下流行的“極簡主義”美學，雖然保持了“守拙”的韻味，但其做工實際上非常繁瑣。張學明說，一領紅席操作起來所經的工序卻不少于30道。其主材料秫秸收獲后，要經過去根、剔梢、捆坯子、破篾子、刮篾子、編隔子、挑席子等多30道工序，以及少則四五天多則十多天的繁重勞作，才能最終呈現出上佳的成果。

張學明告訴記者，這里面的“道道”極多。比如第一道工序“泡劈子”——高粱收割后，經過一段時間的晾曬，秫秸會變得干燥而且比較脆，容易折斷。浸水之后，秫秸吸透了水，才能變得柔軟光滑。所以編織前，需先將打好捆的劈子用石塊壓住，放入水中浸泡8個小時左右，泡透為止。

而最為核心的步驟之一“編席里”，則更考驗“紅席匠”的耐力和韌性。“席里的編織大多采用平紋編織的手法，平紋編織就是以經緯為基礎，按照一定規律挑上壓下，構成花紋。”張學明邊說邊演示，“編織通常從席子的一端開始，取若干條篾子作經條，這幾根經條，在席子的編織過程中起著主軸的作用。然后抽出身旁的篾子做緯條，將緯條逐根編入。編法是每隔二根篾子挑二根，壓二根。第二根錯開一蔑條開始挑篾子，仍然是壓二根挑二根，一直編下去。”編織時還要注意篾子之間的密度，閃縫不要太大，且要保證席子的平整，否則將影響成品的美觀。

編織紅席在選材上也非常考究，其采用了特殊的高粱品種。“這種高粱比較細長，高粱稈的韌性比較強，能長到3米多高。”張學明告訴記者，細長的高粱稈抗倒伏的能力比較差，每逢刮風下雨張學明就要到地里把倒了的高粱扶正。“高粱倒了，高粱稈就會彎，彎了就沒法用了。”也正是因為這種高粱的種植難度比較大，村里種植這種高粱的人越來越少，像他這種經常編織紅席的行家，也才只種了4分地的高粱。“原材料變得更少，需求量卻不斷增長，自然也會加劇供不應求的局面。”

經過30多年的磨煉，張學明編織紅席早已輕車熟路，但還是會經常被鋒利的篾子割傷手指，而他的手心手背也都有不少刀割似的痕跡。“天天跟篾子打交道，手被割傷也是正常。”張學明輕描淡寫。

千百次錘煉造就匠人精神

據黃島區文化館負責人介紹，“泊里紅席”實際上分布于膠南市泊里鎮、理務關鎮、大場鎮等10多個鄉鎮的200多個村莊，而之所以冠名“泊里”，一是因為“孫臏血”的傳說發端于此;二是經過近百年的經營發展，至十九世紀中葉，泊里集發展為方圓百里最大的集貿市場，也是著名的紅席集散中心，稱其為“紅席之鄉”，當之無愧。

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泊里鎮幾乎家家戶戶深諳編席之道，技藝傳承之興旺令人驚嘆。這位負責人說，由于紅席的顏色紅白相間，色澤鮮艷喜慶，百姓逐漸賦予鋪紅席趨兇避邪的含義，每逢婚慶嫁娶、歡度年節，當地百姓就一定要趕集，買一領嶄新的紅席鋪在炕上。無論娶媳婦還是過春節，泊里紅席在當地常常是親戚朋友間互相贈送的禮品。

而張學明編席手法就是典型的“家傳手藝”，他的學藝經歷濃縮了一代泊里紅席匠的成長歷程。他回憶道：自己七八歲的時候，每到農閑季節，村里的老少爺們就會忙著編織紅席，大人們忙不過來，小孩子則會幫忙干點零碎活兒。從那時起，張學明成了父親和外公的小跟班。當時只覺得好玩，沒料到外公對他要求格外嚴格，活做得慢了、糙了，立馬趕到一邊讓站著看，張學明開始覺得委屈，后來激起好勝心，不但仔細觀察外公和父親的手藝，還會留心村中其他手藝人的技法，多年積累下來，終于練就了扎實的編席技藝。

張學明說，編席是個需要不斷重復的作業過程，一天蹲著作業十幾個小時，其辛苦外人難以理解;但所謂創新，就是千百次重復中打下基礎、獲取靈感。如今，張學明已經開發出了10多個新品種，比如，為了適應人們的需要，他編織出了適合沙發、凳子和床等不同尺寸的紅席;他也會將“泊里紅席”、“奧運”、“非遺”文字等編織到紅席上，以增加紅席的觀賞性。

說起“泊里紅席”手藝傳承，張學明心里有些忐忑：“現在編織紅席的都是上了年紀的人，像我算是很年輕的了。編織紅席需要很大的耐心，年輕人沒有那個性子耐心學，基本上都坐不住，關鍵還是編織紅席掙得太少了。”像他這樣的勞力外出打工一天能賺到二三百元，而一天在家編織10多個小時的紅席，也就是賺個100多元錢，從經濟角度上看，這顯然是不劃算的買賣。

張學明對“泊里紅席”的情分，并不是一個“經濟效益”所能概括。“從小學這個手藝，長大了也喜歡鉆研，這是個人的情分;‘泊里紅席’早就被列入了山東省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成為大家了解泊里文化的一個手段，也更有文化傳承的情分。”張學明說。

說起來，“泊里紅席”在張學明的人生旅途中另有一個別樣的“情分”。20多歲的時候，村里人都很看重編席這門手藝，誰編得好，就會受到大家的敬重，成為村里的名人，一個女孩經常來找他請教，一來二去，就有了感情。現在這個女孩就是張學明的妻子。(青島日報/青島觀/青報網記者 梁 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