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長達9年的高校學生調查，北京大學教育學院“高校教學質量與學生發展”項目組發現了一個雖不愿承認，但不得不承認的事實，“當前高校學生道德品質教育面臨嚴峻挑戰。而且年級越高，情況越明顯”。

“在這場危機中，原本應該力挽狂瀾的高校輔導員作用并沒有完全發揮出來”。調查發現，高校輔導員雖然不斷加大與學生的輔導交流頻次和交流時間，但對學生道德價值觀的引導收效不明顯。

該研究發現牽引出了一個更為讓人關心的問題，即高校輔導員專業化。2014年，項目組實施了“首都高校輔導員職業現狀調查”，其中對高校輔導員的專業素養和職業發展作了詳盡的調查。

要專業化必先職業化

從2005年的2萬多人，到如今的13萬人，高校輔導員群體初具規模不到10年。但項目組認為，現在談高校輔導員專業化，或許為時尚早。

高校輔導員群體的發展路徑是：職業化、專業化、專家化。這是一個層層遞進的關系。北京大學教育學院教授鮑威說：“要先成為一個職業，再談專業。10年，高校輔導員剛剛完成了從一個崗位到一個職業轉變的第一步，還處在一種職業化的過程中。”

一個職業之所以成為職業，在于它具有明確的職業標準和職業倫理。2012年，教育部研究制定了《高校輔導員誓詞》，意味著高校輔導員職業倫理邁出了第一步。2014年3月，教育部印發《高等學校輔導員職業能力標準》(暫行)，表明高校輔導員的職業標準初步形成。但是，這離專業化還有一定距離。

專業化意味著分工細化。鮑威說：“學生思想工作、學生學術事務指導、學生心理疏導和健康咨詢、學生職業生涯規劃和就業指導等諸多方面，都是專業性很強的領域，輔導員在完成職業化階段后，要在專業化發展實踐平臺上進行專業化提升，實現術業專攻。”

現實中，輔導員事務纏身，糾纏在事務性的學生工作中，很難有時間進行專業發展。北京某高校輔導員李柴坦言：“我們更像是學生的保姆、機關的事務勤雜員。”

“腳踩兩只船”的苦惱

“輔導員雖然是教師身份，但卻無法享受教師的政策。”鮑威解釋，高校輔導員在學生道德品質教育中發揮了核心作用。然而，相比高校教學科研活動，學生工作在高等院校的功能界定中往往陷入附屬性定位，輔導員工作往往容易被邊緣化。一方面高校輔導員存在著工作職責不明確、事務性工作繁重、經濟待遇低等問題，另一方面由于相當一部分輔導員來自應屆畢業生，相比接受過嚴格專業訓練的教師，存在專業學術訓練和實踐經驗不足的問題。

更為關鍵的是，即使僥幸評上教授，也難以沖破橫在高校身份管理上的“天花板”：專業教師可以跨進管理干部的序列，但管理干部跨不進專業教師的序列。

專業教師序列走不通，很多輔導員將目標指向了管理干部序列。“這是個金字塔形的結構，管理崗位是稀缺資源，越往上走路越窄”。

“在這兩條通道之外，還應該有一條專業通道。”相關研究者指出，這既不是干部“為官”的通道，也不是專業教師“為學”的通道，而是一條從初級、中級到高級的梯級發展道路，也是一條把從事輔導員工作與建立獨立的專業發展和研究方向結合，開展實踐問題研究，形成研究自覺的知行結合的道路。

要具備引路人的能力

項目組發現，現在的高校輔導員，正處在一個“國家認同大于學校認同”的階段。“作為學生思想政治工作的一個重要陣地，高校輔導員肩負政治任務。國家層面，政策支持到位，但學校對高校輔導員的認識還不到位。”

北京高校中日漸增多的“2+2”型和“2+3”型學生兼職輔導員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李柴說：“高校缺編是常態，一有編制，學校先想到引進國內外高端科研人才，哪會輪到輔導員。”

高校輔導員是一個需要講奉獻的群體。“輔導員的要求是手機24小時不能關機，隨叫隨到”。曾經做過兩年兼職輔導員的中國石油大學畢業生張巖說。

一線輔導員往往要負責1∶300甚至更高比例的學生，工作更是沒日沒夜，特別是剛入職的輔導員，不僅白天要工作，晚上還要參加學生活動，基本工資卻很低。

盡管如此，令人感到樂觀的是，“首都高校輔導員職業現狀調查”顯示，輔導員的職業動機總體水平比較高，而且呈現出了“非功利性”的傾向。高校輔導員不是學生的保姆，而是引路人，要具備引路人的能力，才能有引路人的地位和晉升通道。（中國教育報記者 劉博智 見習記者 董魯皖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