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族：九五之尊“壓力山大”

清廷的自大與保守，讓世人詬病不已。但在大清國二百多年的基業中，有2.5位皇帝曾大膽地張開雙臂擁抱歐羅巴文化。前者是一手締造“康乾盛世”的康熙皇帝，其次是在積貧積弱的國運中試圖通過“戊戌變法”來扭轉時局的光緒皇帝，剩下的半個皇帝就是“亡國之君”宣統了。

康熙在與俄國進行《尼布楚條約》的談判中，逐漸意識到精通俄語與拉丁語人才的重要性。回京后，于1708年設立“內閣俄羅斯文館”，讓八旗子弟“專習俄羅斯文字，以備翻譯”。到雍正年間，又從四譯館中分出“西洋館”，“招滿洲青年專修拉丁文”，以《華夷譯語·拉氐諾話》作為教材。《華夷譯語》本是洪武年間官方編纂的一部蒙漢對譯辭書，后來逐步擴充收錄語種，成為中國近代早期的外文譯漢文的官方辭書。可笑的是，《華夷譯語》沿襲了歷史上漢譯佛經的體例——外文詞條都是以漢文注音，如“Don't answer at random”注音為“洞脫，唵五史為，阿脫，而藍道姆”，教學效果也可想而知了。

兩個世紀后，康熙的八世孫光緒皇帝就聰明多了。極具維新思想的光緒英語(課程)學習熱情很高，每日清晨四點就開始上課，在閱讀和寫作方面都表現出相當的悟性，但口語卻糟糕至極。他計劃用英語做新年獻詞，并致函各國公使。無奈，公使們不給面子，紛紛婉言謝絕。雖然不得已身為“傀儡”，但這位思想開明又頗具叛逆精神的青年單單是敢于以身作則、帶頭學英語的膽識就值得人們稱贊。他以九五之尊帶頭學習“嘔啞嘲哳難為聽”的“蠻語”，提高了英語在宮中的地位，紫禁城內很快掀起了學英語的時尚，就連慈禧老佛爺最后也只能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了。

1917年6月，張勛率領五千辮子兵在北京擁護溥儀復辟。雖然復辟鬧劇很快消停了下去，但是小皇帝的教育問題卻被提上了議事日程。李鴻章之子李經邁適時向小朝廷推薦蘇格蘭人莊士敦擔任帝師，教授溥儀英語。溥儀對英語學習抱有極大的興趣，第一年主要學習英文單詞和一些淺顯的口語對話，用的課本是《英文法程》;隨后開始讀《伊索寓言》、《金河王》、《愛麗絲漫游記》以及許多英文的短篇故事和西洋歷史、地理;莊士敦還會把日常用語、童話、成語故事和很多儒家經典名言翻譯成英文，融入到日常的教學中。溥儀的英語水平進步很快，最后能用英語翻譯《四書五經》，莊士敦相當滿意。幼年時的英文學習，給溥儀打下了良好的英文基礎。1945年東京審判時，溥儀面對法官的英文質詢，對答如流，不需要戴同聲傳譯的耳機。

學校：中西并進“寄托”美國

康熙皇帝設立的四譯館和俄羅斯文館最終成了“擺設”。到了晚清，在外交場合，清政府不得不雇用外國人擔任翻譯。這些外國人往往是各國使節的翻譯，也可能是在華的傳教士，但有一點共性是，他們在談判過程中總是使用各種伎倆為本國謀利益。迫于這種情況，清廷在奕?等人的奏請下，率先在京滬穗三地設立了同文館，致力于培養精通外語(課程)的高級人才。除此之外，各地的水師、船政、鐵道等學堂也紛紛開展外語教學。

京師同文館于1861年首先設立英文館。在英語教學上，直接移植當時正在歐洲盛行的“語法翻譯教學法”，即讓學生通過大量的中英文互譯練習來學習和掌握英語。低年級的學生往往“淺解辭句、練習句法、翻譯條子”，到了高年級，課程則擴大為“翻譯選編、翻譯公文、練習譯文”等內容。同時，學生還得不斷地翻譯西方書籍，成績顯著者可以得到不菲的獎勵。

并入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前身)后，這種英文學習法仍沒有多大改觀。茅盾先生曾回憶他在北京大學預科求學時的經歷：“那時候學英語，不像現在從發音規則學起、循序漸進，我們認、讀、寫英文字像認、讀、寫漢文方塊字一樣，先生硬教，學生硬記，天天默寫單詞，天天背課文……”

不久后，北京大學的老冤家——清華學堂從游美肄業館中脫胎了。作為培養赴美留學生的預備學校，清華學堂必須保證畢業生直接升入美國大學后，能夠順利地適應在美生活和學習，因此，這里的英文教學直接采用美國模式，學校實行嚴格的考試和淘汰制，定期舉行期考、月考，每日都有口試，口試成績也作為學生平時成績的依據。如果學生國學不及格，西學及格，仍然可以畢業;如果西學沒有及格，國學即使分數再高也畢不了業。同時，清華學堂還非常注重英語氛圍的營造，校園內的演講會、辯論會、戲劇、演出等大多數都是用英文進行，各類告示與刊物也全用英文書寫，甚至在校醫院看病、唱校歌都得使用英語。在這種沁潤似的英語教學法培養下，清華園先后走出了“中國語言學之父”趙元任和“非漢語語言學之父”李方桂。

在官辦學堂如火如荼地培養新式人才之時，教會學校也在中國各地悄然生長。作為在中國開辦的第一所大型西式學校，馬禮遜學校對中國傳統私塾教育持批判態度，校長布朗自詡學校的人才培養目標是“訓練整個人，包括德、智、體”，因而馬禮遜學校的英語教學注重系統性和計劃性，并能根據不同層次學生的特點，設置不同的課程，采用不同的教學法。在教學上，學校反對死記硬背的填鴨式教學，主張充分發揮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做到“不須遠征，而自能使學生明白了解”。表現優秀的學生，更有機會赴美留學(課程)，中國留學的先驅、耶魯大學畢業生容閎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官員：“佶屈聱牙” 漢字注音

“睜眼看世界第一人”林則徐是中國維新思想的先驅。他很早就意識到中國在科技上的落后，為此，他注意“采訪夷情”，派人專門收集澳門出版的外國人辦的報紙書刊，并把出身低下卻懂英文的人招入欽差行轅，進行被當時頑固派認為是大逆不道的翻譯工作。

為了獲得關于西方的第一手資料，55歲時，林則徐開始自學英語。怎奈當年沒有音標，林則徐學習只能靠死記硬背。一年十二個月的名稱、常用的專有名詞、英文數詞、各種外幣單位及英美等國駐粵官員的姓名都在林則徐的背誦范圍內，但佶屈聱牙的英語發音著實讓林則徐為難了一番，為了便于記憶，他利用漢字給英文單詞注音，比如在China的后邊注上“柴諾”，doctor后注“諾克拓”，trade注“吐烈”。

到了晚清，皇權已被架空，國家權力牢牢地掌握在漢族地主階層的手中。雖然李鴻章喪權辱國，但他仍然是“大清帝國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強一爭長短之人”。李鴻章是著名外交家，他不會外語，卻深諳“臨時抱佛腳”之道：每每出使之前，都會找翻譯學幾句寒暄語，現學現賣，倒也應酬得來。

有一次出使沙俄之前，李鴻章又請來翻譯，想重操故技。怎奈俄漢發音差異巨大，李鴻章怎么也記不住。最后，索性直接在隨身攜帶的扇子上，用漢語記錄了俄語發音：“請坐——殺雞切細”(Садитесь)，“謝謝——四包錫箔”(Спасибо)，“再見——大四位達理也”(До свидания)”等等。雖說方法不考究，但溝通效果卻不差。二戰后的雅爾塔會議上，丘吉爾也用現學的俄語向斯大林打招呼，結果斯大林聽了之后毫無反應，倒是蘇方的翻譯打破僵局，詢問丘吉爾：“首相閣下，您說的英語，怎么我一句也聽不懂呢?”

曾國藩的次子曾紀澤就將這種用漢語注音學習法發揚至極。《翁文恭公日記》記載：“詣總理衙門，群公皆集。未初，各國來拜年。余避西席，遙望中席，約有廿余人，曾侯與作夷語，啁啾不已。”畢竟不是正規的教育，雖然此時的曾紀澤可以“啁啾不已”，但是真正的美國人說他的英語確實“流利但不合文法”。

文人：口誦筆譯終成“溫拿”

對于滬上小姐張愛玲來說，提高英文的好方法就是不斷地把自己的習作由中文譯成英文，再由英文譯成中文，并盡量避免重復的詞句。反反復復，英語水平就會大有提高。張愛玲在港大的求學歲月里，將這種翻譯學習法發揮到了淋漓盡致。為了讓英文寫得地道純熟，她狠狠心三年沒用中文寫東西，甚至通信用的也是英文。留過洋的姑姑對她的英文功底很是佩服，說她，“無論是什么英文書，她能拿起來就看，即使是譯本物理或是化學書。”三年工夫沒有白費，看來，正應了張愛玲在《十八春》里說的那句話——“對于三十歲以后的人來說，十年、八年不過是指縫間的事;而對于年輕人而言，三年、五年就可以是一生一世。”

商人：英漢夾雜“洋涇浜”語

當中國人在地球的一端搖頭晃腦地背誦著“How do you do”時，地球的另一端，美國人早已用“Long time no see”相互寒暄。昔日的古典雅言正在逐漸淡出美國人的口語，Chinglish竟成了一時的風尚。其實，這種“畫虎不成反類犬”的英語，最早可以上溯到中國商人的口齒間。

自《五口通商章程》簽訂后，中國東部沿海及長江沿線各港口陸續開放。一時間，外商云集，僅上海一地，剛剛開埠一個月，就有11家洋行，1847年增至39家，1854年激增至120多家。貿易量的不斷攀升，讓中國各地的商販們趨之若鶩。

然而，由于精通商貿英語的外事人才緊缺，也為了能順利躋身上流社會，商人們不得不硬著頭皮自己學起了英語。在與外商交談時，連估帶猜、中英夾雜，再融入些上海口音，就形成了一種全新的混合語。因為當時上海的商業機構多聚集在英法租借的界河洋涇浜的兩岸，于是人們把這種“四不像”似的語言稱為“洋涇浜英語”。

當然，“洋涇浜英語”并非上海特有，在廣州、澳門、哈爾濱、臺灣等地也出現了漢語與當地通行外語相結合的洋涇浜語。1949年之后，中國各地相繼解放。在上海，洋涇浜英語也喪失生存土壤，很快退出了歷史舞臺。但不要以為“洋涇浜英語”就此絕種，你早上吃的“吐司”(toast)、喝點“咖啡”(coffee)、抽的“雪茄”(cigar)、坐的“的士”(taxi)、穿的“派克大衣”(parka)都是“洋涇浜”。當然，你很快還會在英語中見到dama(大媽)與tuhao(土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