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書圣”王羲之的名字 ，可謂無人不知、無人不曉，但說起鄭道昭，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實際上，在中國書法史上，鄭道昭是個響當當的人物，其書法造詣堪與王羲之比肩，人稱“南王北鄭”。

鄭道昭是“魏碑體”鼻祖 ，其書寫的魏碑體突出體現了我國書法由隸書到楷書的轉變，故受到古今書法家所推崇。他在青州玲瓏山的魏碑石刻，與萊州云峰山、平度天柱山的《鄭文公碑》并稱“魏碑三奇”。

不過話說回來，鄭道昭雖然書法造詣精深，但在史書中并沒有他擅長書法的記載，這到底是怎么回事?鄭道昭在平度天柱山留下的《鄭文公碑》背后又有著怎樣的傳奇故事?今天的《發現青島》，我們就來說說鄭道昭。

他深受北魏孝文帝賞識

鄭道昭(455～516年)，字僖伯，滎陽開封(今屬河南開封)人，北魏著名政治家、詩人、書法家。他是三國時曹魏將作大臣(官名)鄭渾九世孫，北魏大臣鄭羲的兒子。

魏晉南北朝時期，特別重視世家大族，鄭道昭家族便是一個累世公卿的世家大族。他的家族“滎陽鄭氏”自西漢時期就屢出高官 ，到北魏時期已經和博陵崔氏、隴西李氏、趙郡李氏、范陽盧氏、清河崔氏、太原王氏并稱為“五姓七家”。鄭道昭的父親鄭羲是北魏大臣，曾被封為滎陽侯。鄭道昭的妹妹是北魏孝文帝的妃子，他的妻子是皇帝親信大臣李沖的女兒，一門榮耀。鄭道昭出身名門望族 ，父親鄭羲不僅是朝中重臣，也是當時著名的學者。鄭道昭“少好學，綜覽群言”，在父親的指點下，接受了嚴格的儒學教育，23歲時就在北魏朝中當了秘書郎。當時北魏的皇帝是大名鼎鼎的孝文帝拓跋宏，他本人十分向往漢族文化，于是大刀闊斧進行改革。北魏是鮮卑人所建，孝文帝移風易俗，不許穿鮮卑服、說鮮卑語，只許穿漢服、講漢語。北魏的漢化政策，使其迎來了鼎盛時期。因為學識淵博，鄭道昭受到了孝文帝賞識，經常與他飲酒賦詩。史書記載，太和十九年(495年)，鄭道昭隨孝文帝南征，在懸瓠(今河南汝南)君臣酒酣作歌，孝文帝首先歌曰：“白日光天兮無不曜，江左一隅獨未照。”鄭道昭的和歌是：“皇風一鼓兮九地匝，戴日依天清六和。”孝文帝非常高興，鄭道昭升任中書侍郎，轉通直散騎常侍。此事傳為佳話，這是他一生中最得意的時期。

然而，四年之后，孝文帝就染病去世。再加上受其兄鄭思和謀反一事牽連，鄭道昭被降為咨議參軍，從此他開始了歷時十年的宦海坎坷之路。北魏宣武帝正始元年(504年)，49歲的鄭道昭被任命為國子祭酒，這相當于國立中央大學的校長。據記載，鄭道昭三次給北魏宣武帝元恪上表，希望重視國子學，崇尚文治，重刊石經。可宣武帝沉迷佛教，廣造佛堂，并不重視儒學教育，這讓鄭道昭很是失望。

他的碑刻不少是率性而作

永平三年(510年)，鄭道昭出任光州(治所掖縣 ，今萊州)刺史、平東將軍，后又任青州刺史。此時受當時道家思想的影響，鄭道昭開始寄情于山水，抒發內心的壓抑和不滿。也正是在這種情況下，鄭道昭題寫了不少碑刻。

魏晉南北朝，是一個大動蕩、大變化的時代，朝代更迭，南北民族交融。由于南北地域性的差異，形成了所謂的“南帖北碑”。如北方書家長于碑榜、志銘，風格莊重樸茂，豪邁渾穆，南方書家書體流便婉麗，瀟灑飄逸。書體在這個時期逐漸由漢隸向楷書演變，“魏碑體”在這種情況下便應運而生。

張璋在《北魏著名書法家鄭道昭：書法成就世人景仰》一文中說，鄭道昭在光州、青州期間留下了大量的魏碑石刻，合稱云峰刻石 。由于年代久遠，保存到現在的魏碑全國不到200種，其中自稱流派的大概只有10家。而鄭道昭的碑銘，現存有40余種，不論從數量還是藝術造詣來講，都冠群家之首。這些碑刻主要集中在山東的青州、平度、萊州等地。云峰刻石中比較著名的有天柱山的《鄭文公上碑》，云峰山的《鄭文公下碑》《論經書詩》《觀海童詩》，玲瓏山的《白駒谷題名》等。

鄭道昭的碑刻不少是率性而作。有一天，鄭道昭忽發游興，順著南陽河溯源而上，來到玲瓏山。山勢陡峭，山路崎嶇，鄭道昭邊走邊看，興趣盎然。登上山頂，云霧飛掠，山勢磅礴，滿目青山，盡入眼簾。游興之極，酣暢淋漓，鄭道昭索性脫掉衣衫，摘掉冕冠，得意忘形，怡然自得，令白云觀道長準備筆硯，揮筆寫下“滎陽鄭道昭解衣冠處”，好一派放浪形骸的魏晉風度!

鄭道昭在山東為官六年，也沒什么特別的政績，但他的摩崖石刻卻在山中石壁上保存下來，并且越來越煥發出書法藝術的光輝。

《鄭文公上碑》為啥在平度天柱山

在鄭道昭眾多的書法作品中，最著名的是《鄭文公碑》。《鄭文公碑》又名《鄭羲碑》，刻于北魏宣武帝永平四年(511年)，是鄭道昭為其父鄭羲所書刻之碑。這塊碑分為上碑和下碑，其先在平度天柱山刻了上碑 ，后在掖縣云峰山刻了下碑。

天柱山古稱高寶山，位于平度市大澤山鎮的北隋村之北1.5公里處，海拔280米。矗立在天柱山之陽的《鄭文公上碑》，刻在一塊天然巨石上，高3.2米，寬1.5米，陰文20行，每行40至50字不等，共計881個字，碑文歷經1400余年至今仍清晰可辨。該碑碑文記述了鄭道昭之父鄭羲的生平事跡和著述。因鄭羲的謚號為鄭文公，故此碑的全稱為“魏故中書令秘書監鄭文公之碑”。

不過細心的讀者可能會注意到，鄭道昭老家在河南開封，怎么跑到平度給父親“立碑”呢?這里面還藏著一個故事。

江蘇作家諸榮會的《“擦邊球”鄭文<公碑>》中提到了這件事：鄭道昭的父親鄭羲雖然有才華，但性貪而吝，多受賄賂。他去世后，孝文帝賜謚號“文靈”，博聞多見謂之“文”，不勤成名謂之“靈”，可見這“靈”字若用在謚號中，并不是個好詞。鄭道昭自然不希望父親死后還背負惡謚，可他知道孝文帝說一不二，也不敢在孝文帝面前多言。不久后，孝文帝去世，其次子繼位，是為宣武帝。

后來，鄭道昭當了光州刺史。有一次 ，他看到一尊新起的石碑字跡甚美 ，原本是書法家的他被書法吸引著細看起碑文來，看著看著他忽然間心頭一震，來了靈感，有了主意，因為他看到此碑文上有造碑者給死者的私謚——父親的官謚既然難以改易，何不也為父親加一私謚呢!很快鄭道昭就想好了此私謚，就一個“文”字，即僅將父親的官謚事實上只保留一半——如果朝廷追究，就說這是私謚，朝廷應該也奈何不了;如果朝廷不加追究，就來個“半公半私”。于是，鄭道昭為父親撰寫了碑文，碑文內容自然多有溢美之詞，并在他治下的天柱山上，找了一處較好的山崖刻了一通;稍后他又在云峰山下發現一處更好的山石 ，他索性又將碑文重書重刻了一通。于是渤海之濱的大山里，就留下了兩通《鄭文公碑》，前者被稱為“上碑”，后者則被稱為“下碑”。

《鄭文公碑》名為碑 ，但和一般碑的形式不同，其實它是摩崖石刻，就是在山崖上找一塊平整的石面，或削平一塊石面，在上面書丹鐫刻文字。摩崖石刻的書寫和鐫刻難度比石碑大 ，且長年風吹雨淋日曬，不易保存。

摩崖石刻是青島首個“國字號”

鄭道昭雖然被稱為“書法北圣”，可是在史書中并沒有他擅長書法的記載。他又是怎樣贏得后人認可的呢?這跟《鄭文公碑》的再度被發現很有關系。

據《平度史話》記載，《鄭文公碑》僻處叢山深處的峭崖之上，鐫成之后曾有五六百年之久寂然不為人知。到北宋末年，著名金石學家趙明誠在《金石錄》里首次予以收錄，但當時未引起書法界的注意。到清代中后期，一批杰出的書法藝術家，如包世臣、葉昌熾等，因不滿意早已流于庸俗的官方倡揚的“館閣”書體，力斥當時統治書壇的“帖學”萎靡之風，倡導學習魏碑書法之長，于是隱藏了千年之久的魏碑珍品《鄭文公碑》終被世人所知，清末以來它的拓本流傳開來，受到書法家和學者們的重視 。

天柱山也成了書界圣地。包世臣評價說：“北碑體多旁出，《鄭文公碑》字獨真正，而篆勢、分韻、草情畢具其中。”康有為先生說：“刻石如阿房宮，樓閣錦密，體高氣逸，密致而通理，如仙人嘯樹，海客泛槎，令人想象無盡”，并贊其“魄力雄強，氣象渾穆，筆法跳躍，點畫峻厚，意態奇逸，精神飛動，興趣酣足，骨法洞達，結構天成，血肉豐滿”。可以說，氣象萬千的魏碑藝術極大地撫慰了晚年康有為的精神世界。

1984年，著名藝術大師劉海粟先生88歲高齡時，親自扶杖登天柱山觀賞《鄭文公上碑》，并欣然題寫了“瑰瑋博大 ，絕壁生輝”八個大字。1988年國務院公布的第三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名單中，平度的天柱山摩崖石刻(《鄭文公上碑》)是當時青島轄區內唯一一個“國字號”。

特約撰稿 田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