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歷史上，有一批學者對文化的傳承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廣為人知的一位是東漢才女蔡文姬。蔡文姬歸漢后，憑自己超強的記憶力，把父親蔡邕散佚的四千余卷書中的四百篇默寫出來，一時傳為佳話。

說起來 ，青島歷史上也有這樣一位大學者，他在文化領域所起的作用比蔡文姬還要大。我們讀的《尚書》、《論語》和《孟子》，如果沒有他的傳承，恐怕不是今天這個樣子 。他的名字叫庸譚。

庸譚一生都沒有入仕，一門心思從事學術研究。因為為人低調，一般人可能對他知之甚少。今天的《發現青島》，我們就來說說這位延續中華傳統文化的大儒。

他是古文《尚書》的正宗傳授人

庸譚(生卒年月不詳)，西漢膠東國(轄域包括今膠州)人。庸譚從青年時代便研究經學 ，從青年到中年這段時間，曾到外地尋求“真經”。晚年，貧困潦倒，在膠州老家度過人生最后時光。庸譚，被稱作“膠東庸生(“生”是尊稱)”、“膠東大儒”。對于庸譚的一生，歷史資料中記載并不多，我們現在所能知道的是，他大概生活于漢宣帝時期，即公元前74年到公元前49年，對古文經學的傳承起了重大作用。

何謂古文經學?那是區別于今文經學的一門學問。要想知道這二者的區別，我們就有必要說說漢初的學術環境。原來，秦始皇“焚書坑儒”時規定，天底下有敢私藏《詩經》、《尚書》和百家文獻的，都應該到守尉那里燒掉它。如此嚴苛法令，這就使得先秦的儒家典籍，大多毀于火燼，失于流散。漢初，《尚書》等儒家典籍都是秦朝老儒口授下來的，筆錄的文字用的是當時流行的隸書。

公元前156年，漢景帝即位，這時魯恭王劉馀擴建宮室拆除孔子故宅，在壁中也發現了《尚書》，但是這本《尚書》是用古籀文寫的，而且內容比秦朝老儒所授還多出16篇。人們為區別這兩種《尚書》，便將隸書書寫的稱為“今文經”，古籀文書寫的稱為“古文經”，研習前者即為今文經學，研習后者即為古文經學。

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不僅所用《尚書》的書寫文字、篇數不同，而且對孔子的評價、對經書的認識、對經書的研究方法等也大相其異，但他們都自視正宗，獨立傳承，互相指責，由此埋下了以后一千余年兩派爭論不休的導火索。

古文經學和今文經學之間的利弊，我們不做探討。我們要說的是它的傳承。因為當時朝廷大力提倡今文經學，所以研究古文經學的人少之又少，而庸譚就是其中的一個。第一位整理古文《尚書》的是孔子后裔、時任博士(漢代太學的教師)孔安國，他將古文改寫為隸書，并為之作“傳”，成為“尚書古文學”的開創者。司馬遷曾向他求教，在《史記》里引用的《尚書》原文都取自“古文”。

據《漢書·儒林傳》記載：“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授都尉朝，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可見，庸譚是古文《尚書》的正宗傳授人。

發展到后來，古文經學終于成為一門顯學，直到近代，依然有大批學者不斷研究探索。可以說，如果沒有庸譚的傳承，就不會有古文經學后來的發展。

傳承《齊論語》，口述復制《孟子》

除了對古文經學的傳授起了重大作用之外，對于儒家典籍的流傳，庸譚也助力頗多。這里我們簡單說兩本書——《論語》和《孟子》。

《論語》和《孟子》是儒家的重要典籍，位列《四書》之中，在古代是讀書人的必看之書。說來也奇怪，漢朝初年的《論語》和我們今天看到的《論語》很不一樣，當時的《論語》分成《魯論語》、《齊論語》兩個流派。《魯論語》為20篇，主要在魯國流傳;《齊論語》分為22篇，主要在齊國流傳。《齊論語》比《魯論語》多出《問王》和《知道》兩篇。庸譚正是《齊論語》的傳人之一，膠州市博物館文史研究室主任鄭文光在《庸生》一文中稱，庸譚跟王吉、宋畸、王卿、貢禹、五鹿充宗是同學，他們都是傳習《齊論語》的大師。

庸譚的弟子張禹，先學了他傳授的《齊論語》，后來又講習《魯論語》，他把兩個本子融合為一，而篇目沿襲《魯論語》，稱《張侯論》。張禹為漢成帝的師傅，地位尊貴，因而他的本子為當時一般儒生所尊奉，漢靈帝時所刻的《熹平石經》就采用《張侯論》。東漢末年，著名經學家鄭玄又參考《張侯論》，結合另一派的《古論語》，編定了今《論語》，并加以注釋，這才有了我們今天看到的《論語》。不夸張地說，沒有庸譚，就沒有今天的《論語》。

至于《孟子》一書，庸譚做出的貢獻就更大了。今人讀《孟子》，無不為其灑脫的文風，深奧的道理所折服，殊不知這樣一本儒家經典差點面臨失傳的命運。秦朝時期，秦始皇“焚書坑儒”，到了漢朝，《孟子》的正本已經找不到了。出于對民族文化的摯愛和執著的追求 ，庸譚決心憑記憶將《孟子》默寫整理出來。在當時，資料缺乏，文化落后，能完成這個浩大的工程，談何容易?于是，庸譚遷居膠州硯水湖畔閉門謝客，著書立說。后來妻子死了，家境也敗了，他便和女兒一起成年累月在硯水湖前的草廬里寫作。再后來，庸譚不幸雙目失明，他就口述由女兒執筆，終于在他70歲的時候，完成了《孟子》的“復制”工作。

庸譚和膠州硯水湖

說了這么多庸譚的功績，可關于他個人的情況后人知之甚少。因為庸譚一生都不做官，只是潛心研究學問，生前幾乎沒留下任何故事。也許是民間對他太過崇敬，圍繞著他的居住地，流傳下不少傳說。

庸譚，祖籍膠州，人生多半時間在膠州度過。我們就著重說一下膠州的庸生古跡。

膠東國西南部邊境，即現在膠州市北關街道辦事處的硯里莊、庸村一帶，據說是庸譚生前的居住地。硯里莊相傳為庸譚著書洗硯處，古有祠而今廢。而庸譚洗硯的泉水就是今硯里莊村北的硯水湖。青島文史專家姜茂森在《“膠東大儒”庸譚》中說，昔日與庸譚朝夕相處的硯水湖，魚群成片，他在世時，貧困潦倒，即使揭不開鍋，也不準家人捕魚。庸譚胸中讀書萬卷，但他從來不目空一切，對家鄉人十分謙卑，深受百姓愛戴。庸譚去世后，他的名聲才被世人所知，漢初文化復興，硯水湖成為庸譚代名詞，“膠東大儒”漸漸由人變成了神，連硯水湖也跟著神圣起來。膠州知州馮云鴛有詩云：“牛馬到此不敢飲，士人謂君有神靈。”每逢大旱，鄉親都會聚于庸生祠前祈雨。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乾隆皇帝慕名來到硯水湖，硯水湖留下的庸譚文化遺跡讓他感嘆不已，臨別時下圣旨，命知州張玉樹重修庸生祠，預備再訪，庸生祠被擴大規模重建，也奠定了庸譚的歷史地位。光緒十九年(1893年)，庸生祠又得到重修，膠州知州宋森蔭為此撰寫《庸生祠碑文》。

還有一些文化名人特意到硯水湖旁居住，以感受庸譚的生活氣息。明清年間，膠州大戶眾多，人才輩出。曾在兵馬司任職的趙完壁，按察御使匡翼文，山東巡撫胡纘宗，兵部尚書劉應節，禮部尚書董其昌，監察御使、江南九省巡漕、浙江巡按匡兆蘭，歷任靖海縣令、懷慶府同知的法寰，禮部道臺張若麒，著名的書畫家高鳳翰等，每來膠州探親訪友，必至硯水湖逗留祭祀，切磋學問。

這里面最著名的要數高鳳翰。高鳳翰是“揚州八怪”之一、庸譚的同鄉，他對庸譚推崇備至。高鳳翰曾來到硯里莊一帶，瞻仰庸譚的墓地 ，感慨萬千地為他賦詩一首：“漢家遺冢庸生碣，千年抔土余蟻垤。我來經行古墓門，下馬再拜獨嗚咽……”后來，高鳳翰干脆在硯水湖畔扎了草廬，還留詩一首：“肅穆臨野水，蒼茫落照前。何年辭舊侶?此日貯荒煙。月黑魂應到，云沉墨未干，蕭蕭蒲葉冷，底事亦情牽?”為硯水湖留下一段佳話。

神仙路的傳說

在硯水湖的西邊，有一條寬約一米，南北走向筆直的人行道，名“庸生古道”，又稱“神仙路”，為永樂“膠州八景”之一。自然，此路也跟庸譚有關。

庸譚在硯水湖畔結廬為居，默寫整理《孟子》，這期間謝俗客不謝騷客。在草廬不遠處，有一個計斤庵，張禹年輕時就住在這里，他早就聽聞庸譚大名，拜庸譚為師，學《齊論語》。張禹不僅記憶力特好，也很有悟性，庸譚草廬的門就永遠為張禹打開，兩人在一起經常切磋到半夜。張禹要回家時，庸譚總是攜手相送，依依不舍。等張禹到了計斤庵，又覺庸譚一人走路不放心，堅持將老師送回草廬。有時候來回相送，直到明天，就這樣，兩人走來送去，就走出了一條小路。

傳說庸譚和張禹的深厚情誼感動了玉皇大帝，下了一道圣旨，不準在他倆來回的路上下霧下霜。從此，這條從硯水湖通往計斤庵的道上再也不見云霧和冰霜，被后人稱為“神仙路”，庸譚被人們尊崇為神仙。就在今天的膠州，人們還時常談論著庸譚與張禹深厚的友誼，從硯水湖通往計斤庵的道上至今也不見云霧和冰霜，成為當地的一道獨特的風景。

庸譚死后，民間流傳兩處給他修建的祠堂，一處在平度，一處在膠州。據康熙《平度州志》記載，平度東北鄉的青山山麓有庸生廟。又據《膠州志》，膠州城北也有庸生廟，還有庸生墓，并有庸姓村。

名傳天下的庸生祠，幾經世事變遷，如今塑像、墓穴都不復存在，只剩下斷垣殘壁，幾段石碑依稀追憶昔日輝煌。庸譚的后人是否還在膠州呢?據傳膠州硯里莊和南庸村里的賢姓，就是庸譚的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