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高中生來說，高考就是最慘烈的戰場;對家長來說，輔導班就是最燒錢的開支。濟南的于先生為了讓學舞蹈的女兒能夠考取理想的文化課分數，不惜砸進5萬元，報了3個月的一對一輔導班，結果由于沒有達到協議約定的分數，于先生將輔導機構告上法庭，要求退款并賠償。

協議保證285分

實際只考268分

家住濟南的小于是一名藝術生，主攻舞蹈專業，跟許多藝術生一樣，小于的專業成績還不錯，但是文化課拖后腿。2015年，小于第一次參加高考，文化課成績只有不到250分，最終遺憾落榜，為了實現考上本科藝術院校的夢想，她決定復讀再戰。

為了盡快彌補文化課的短板，小于的父親于先生找到了濟南市某輔導機構，希望能通過一對一輔導，在短時間內提升一下女兒的文化課成績。于先生稱，2016年3月初，距離高考還有3個月左右，他把女兒送到該輔導機構學習，并簽訂協議。雙方約定3個月的輔導費用為5萬元，除非遭遇不可抗力，否則保證在2016年高考中文化課成績達到285分以上，如果達不到這個成績，輔導機構退還費用并做相應賠償。

于先生稱，他每天早晨7點鐘就送女兒上輔導班，晚上11點半才回家，只希望努力能換來好的結果。但是6月下旬高考放榜后，小于的總分僅為268分，距離285分相差17分。

雖然小于最終被省內一家藝術院校錄取，順利進入大學，但于先生認為，女兒成績沒有達到285分，輔導機構已構成違約，遂向歷下區法院起訴，要求對方退還5萬元費用并賠償2萬元。

爭議1

是否曾中途退學

26日，在法庭上，原被告雙方圍繞幾大爭議焦點展開了激烈的辯論。

出庭應訴的輔導機構負責人陳某認為，小于之所以沒有達到285分，原因是多方面的，并不是輔導機構教學質量不好。由于2016年山東高考綜合采用全國卷，難度有所提高，導致分數線整體有所降低，如果將降幅計算在內，小于分數的含金量已經超過往年的285分。在陳某看來，這應當屬于不可抗力。

陳某還稱，根據協議，小于需要接受100節課共200小時的一對一輔導，但是小于在上課期間存在遲到現象，且中途退學。一對一應當截至6月6日，但于先生在5月30日就把小于帶回家，“另請高人指點”。上述種種原因導致小于只上了56節課，也是其成績未達到285分的重要原因。

陳某還當庭提交了小于簽到的證據，證明其僅上了56節課。對此，于先生不予認可，他首先否認了中途退學的說法，6月7日高考，女兒一直上到6月5日才休息。這些簽到表不具有可信性，一方面，即便女兒上課超過100節課，輔導機構也完全可能只提供56節課的簽到表;從另一個角度講，如果確實只上了56節課，只能說明輔導機構責任更大，未能保證基本的上課時間。

爭議2

到底是誰騙了誰

在法庭辯論中，原被告均指責對方存在欺詐行為。于先生訴稱，在簽訂協議時，該輔導機構負責人曾向他出示過相關的辦學資質證書，后來經咨詢教育局才知道，其并未取得辦學資質，屬于非法辦學，欺騙學生和家長。

而被告陳某則認為，是否具有辦學資質與能否提高學生成績沒有必然關系。她反駁稱，這壓根兒就是于先生設計好的一次有預謀的欺詐，他從一開始就隱瞞了女兒的文化課基礎，謊稱曾在省內某知名中學接受一對一輔導，事實上，小于的文化課只有小學水平，“10以內的加減法還需要掰手指頭”，像“2+(-1)”這樣最簡單的計算都不會。

“在簽訂協議之前，于先生曾堅持讓我以自有房產做抵押，正常給孩子報輔導班的家長會提這樣的要求?這擺明了就是一場有預謀的欺詐。”陳某質疑稱。

“誰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考上好大學，哪個當父母的會因為這幾個錢犧牲孩子的前途?”于先生以此反問。

陳某還稱，本著對學生負責的態度，輔導機構已經盡心盡力。協議約定，除一對一輔導外，適當安排一些幾個人一起上的小課。實際上，輔導機構一共為小于安排了多達200個小時的小課。按照行業價格，每小時一對一為400元-450元，每小時小課為200-220元，因此，一共給小于上過的課時市價總計可達8萬元以上。

對此，于先生不以為然，“不管你市價多少錢，我們只看合同，白紙黑字寫得清清楚楚”。

本案將在合議庭評議后擇日宣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