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價暴漲，很多剛需人群已難以承受，而樓市調控，不能再讓他們成為投機者導致的惡果的埋單者。

在一線城市房價快速飆升的背景下，堪稱“史上最嚴房地產新政”已于同日在兩地出爐——3月25日，作為本輪房價飆升標桿城市的上海和深圳，分別出臺樓市新政，以旨在為過于火熱的樓市降溫。這迅即成為坊間熱議話題。

應看到，在短短半年時間內，上海房價平均上漲逾20%，深圳房價漲幅更是高達40%左右，如此令人咋舌的漲勢，出乎原本重點在三四線城市房地產去庫存的政策預期，由此誘發的杠桿式炒樓(首付貸等)更平添了諸多不確定的金融風險。在此情況下，當下房價飆升所涉之相關城市，緊急出臺相應的調控政策，有其現實指向性，也是樓市分化時代調控因地因勢施策的必然。

對一線城市急速飆升的房價進行必要調控，合乎公眾預期，但調控也要多用市場方式，少用限制權利的手段。這就要求有關地方堅持市場化導向，也加強對樓市非理性狀態誘因的“精準打擊”。

堅持市場化為導向的房價調控，是對市場規律的尊重，也是既往10多年行政式調控導致房價“屢調屢漲”后的總結反思。在一線城市房地產供需嚴重失衡的情勢下，行政式限購可以短期應急，卻難收到長遠成效。因為房地產供給端(尤其是土地供給)上未作相應幅度擴大，而僅僅壓制需求端，最終受到壓制的主體只可能是剛需人群，而很難是炒房人群，后者相比前者，天然地更具備應對政策的變通能力及資源匱乏下的資本融通實力，這也是既往行政式調控導致“房叔”、“房嬸”頻出的原因所在。

像這次，兩地將非本地戶籍居民購房社保繳納大幅拉長后，就出現了換房者剛賣了房就失去買房資格等情況，這造成部分剛需人群被輕易攔在限購門檻外，也引發了諸多爭論;而“將已婚作為買房資格之一”急就章式的政策，更涉嫌限制公民權利，到頭來，可能會加劇為購房而不惜假結婚的現象——以往有些家庭為了低首付購置二套房，夫妻間假離婚的案例早已有之，而若“已婚”成購房門檻，情況會如何，不難想象。

這顯然是樓市調控可以避免的“副作用”：樓市調控，應更加注重針對場外配資疊加的杠桿效應作出反應，將樓市導向理性狀態。這就需要，在相應加大土地市場的供給量，相對加大保障性住房供應的同時，更讓市場之手在房地產資源配置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從根本上抑制住房的投資(投機)需求。

抑制之方，在于精準打擊場外配資式的高杠桿炒房，打擊變相突破住房信貸政策的行為，如部分房企和房地產中介通過p2p平臺推出首付貸、過橋貸及自我融資等，都需要嚴加規范;更應盡快通過房地稅的直接稅手段，全面取代其他不同明目的涉房間接稅，增加投機炒房的成本。實質上，滬深樓市新政中也提到了打擊高杠桿炒房問題，這和增加供應能否成為調控重頭戲，也亟須用實踐來明確。

還應認識到，在中國式樓市的語境下，房價問題不僅僅是簡單的商品問題，它一直難解，還與其所涉及的戶籍、學區房及高校生源區域分配制度等密切相關，故房價調控，不能止于“就事論事”，其核心抓手其實在“詩外”，這就需要將調控跟這些制度改革系統深化推進。

房價暴漲，很多剛需人群已難以承受，而樓市調控，不能再讓他們成為投機者導致的惡果的埋單者。所以一線城市樓市調控，還得在精準打擊和避免權利誤傷上捏好分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