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成都男子稱“被診艾滋后等死7年”復查未感染

2008年12月至2016年1月，七年來，四川成都金牛區人鐘嘯偉認為自己活著的唯一目的就是等死。

原本打算2009年“五一”結婚的他，婚前檢查時，血樣經成都市疾控中心送檢，四川省疾控中心確證其血樣HIV抗體為陽性。

鐘嘯偉告訴，因為“等死”的7年間他身體無任何艾滋病人癥狀，于是他于2015年12月25日到四川大學華西醫院實驗醫學科抽血檢查，結果顯示其HIV抗原體復合檢測為陰性。他將此情況反饋給金牛區疾控中心，經查仍為陰性。金牛區疾控中心疾控三科工作人員今年3月27日告訴，工作多年第一次遇到鐘嘯偉這種情況，他們也不敢相信，并于2016年1月22將鐘嘯偉血樣送檢，得到的結果依然是HIV抗體陰性。

當年對血樣進行檢驗的四川省疾控中心工作人員說，鐘嘯偉送檢的血樣至今仍保存在疾控中心，復查發現該血樣的檢測結果仍為陽性。疾控中心只對樣品負責，至于送檢血樣是不是鐘嘯偉的，與他們沒有關系。成都市疾控中心相關負責人3月30日告訴，由于HIV抗體不會從陽性變為陰性，省疾控中心保存的“鐘嘯偉”血樣肯定不是鐘嘯偉本人的，出錯可能與血樣檢測登記信息漏洞有關。之所以2016年才發現問題，蓋因過去多年鐘嘯偉沒有進行抽血檢查。對于鐘嘯偉過去七年的經歷，成都疾控中心相關負責人表示，他們也深表遺憾，希望鐘嘯偉通過法律程序解決此事。鐘嘯偉12月1日下午說，他將在近期向法院起訴成都市疾控中心和四川省疾控中心，要求兩個單位公開道歉并對他進行賠償。

婚前檢查HIV抗體呈陽性

鐘嘯偉生于1963年，五兄妹中排行老四。7歲時，父親因肺癌去世。35歲的母親王素珍雖在成都市公交公司上班，但丈夫的突然離開讓這個月工資只有28元錢的女人頓時經濟困難。

學工學農的大環境下，鐘嘯偉讀完小學沒再讀書。王素珍告訴，比經濟壓力更大的是孩子沒人管，因為孩子的爺爺奶奶、外公外婆都已過世，她每天凌晨4點過就得到公司上班，下午一點下班后還得進行幾個小時學習，回到家是已是下午五六點鐘。家里5個孩子就靠大的帶小的，而頑皮的鐘嘯偉總是脫離哥哥、姐姐的監管，王素珍下班回家后經常得去找。

隨著王素珍家五個孩子長大，為了幫助王素珍，成都公交公司就把她家五個孩子安排到公司上班，鐘嘯偉負責修輪胎。

王素珍說，貪玩的鐘嘯偉因不爽別人叫他“胎兒”(注：類似胎神，系方言，神經病之意)，在撂下“不讓我回家，我就弄死你們”的狠話后，公交公司就順了鐘嘯偉的意。

離開公交公司后，鐘嘯偉在成都城隍廟擺地攤賣電器，長期自由散漫的他開始接觸社會青年，偶爾也會因為這些哥們的義氣和人打架。王素珍說：“有段時間派出所經常喊我去領人。”

鐘嘯偉說，染上江湖習氣后，他覺得日子很無聊，他們一伙人經常故意激怒別人找架打，在1996年時，無聊的他沾上海洛因。

混跡社會，鐘嘯偉除了收獲傷口和警方拘留外，還收獲了同樣在社會上混的成都女孩向亞玲(化名)的好感。王素珍說，向亞玲也吸毒。

鐘嘯偉說，兩人起初在一起只是心理和生理的需要，但隨著年齡增大，都意識到該從混跡社會回到正常生活，有拿手廚藝的鐘嘯偉就在金牛區營通街自家的門面房開了一家餐館。

鐘嘯偉說，餐館面積20平方米左右，他主廚、向亞玲打雜，兩人忙乎一天下來純利潤有1000多元錢，在2008年時，這個收入水平還算過得去。王素珍說，看到兒子和“亞亞”走上正途，她也經常做些泡菜，送到店里去。

已經戒掉毒癮的鐘嘯偉開始憧憬一個家庭，比他小一歲的向亞玲也有結婚的打算。鐘嘯偉的母親向證實，2008年年底時，兩個孩子商量著2009年舉辦婚禮。

鐘嘯偉說，因為向亞玲知曉他吸過毒，為了對雙方負責，便讓他到成都市疾控中心做一個艾滋病方面的檢查。

2008年12月的一天，鐘嘯偉和向亞玲一同前往成都市疾控中心抽血檢查。半個月后，他們再次前往成都市疾控中心拿檢測報告。

鐘嘯偉回憶當時的情景說，醫生當時問得特別仔細，我心里就明白“完了，我多半糟了”。他的擔憂最終成了現實，成都市疾控中心2008年出具給鐘嘯偉的《HIV抗體確認檢測報告單》顯示，鐘嘯偉的HIV抗體為陽性。

“等死”的日子

對于這個檢查結果，鐘嘯偉選擇了接受。他說，之所以不質疑，一是因為自己有7年注射海洛因經歷;其次，這個檢查結果是權威部門出具的。

有接受檢測結果的勇氣，但鐘嘯偉卻沒有讓這個檢測結果陪伴他生活的決心，他決定等死，女朋友向亞玲的不辭而別更讓他一心求死。

“我們在一起7年左右時，我被檢查出感染艾滋病病毒后，她可能懷疑自己也染上艾滋病。”鐘嘯偉說，向亞玲2009年5月離開時，賣掉了她的房子，給他留了23萬元賣房款，并發了一條類似遺書的短信，至今音訊杳無。

而后，鐘嘯偉感染艾滋病的消息被家里的母親、哥哥們知道。鐘嘯偉說，從那時起，哥哥們把他電話拉黑，母親也躲著他。

有女朋友留下的賣房款，鐘嘯偉說，他全然不顧家人的態度，每天和社會上的朋友瘋狂吃喝玩樂，唯獨一個底線是“絕不碰女人，以免把病傳染給別人”。

想死的鐘嘯偉把自己經營的餐館以每平方米4000元的價格轉賣。他的母親王素珍說，她得知兒子染上艾滋病后怕得要死，當鐘嘯偉賣房后，哥哥們都和他斷絕關系。

“親人們這樣對我，對我來說毫無影響，我就橫豎一條心——等死。”鐘嘯偉說，為了讓自己死得快一點，他拒絕服用社區醫院免費提供的抑制艾滋病藥物。但政府還是給他解決了廉租房和低保。

30多萬元賣房款，鐘嘯偉不到半年時間就揮霍一空。他說，那些在他有錢時圍在他身邊的朋友剛開始還借他錢花，后來電話都不再接聽。他從那時開始，便每天把自己關在家里，將房間所有窗簾都拉上后，家給他的感覺“就像是陰間一樣”，自己只是出氣的死人而已。

鐘嘯偉說，他其實也害怕死亡，過去七年從來不敢上床睡覺，在沙發上瞇上眼睛就感覺死神在逼近，“簡直就是生不如死”。

等不來死神的鐘嘯偉也曾想過自殺，無助的時候他曾用頭撞墻。但一想到為他流干眼淚的母親，鐘嘯偉失去了自殺的勇氣。

“母親含辛茹苦把我養大，我從小就不聽話，染上艾滋病了，母親還經常背著哥哥給我送錢。”鐘嘯偉覺得，如果自己一點孝道都不盡就自殺，愧為人子。由于母親在外一個人獨住，腿腳不方便，他便隔三岔五天黑后去母親的住處做飯。

沒等來死亡卻檢出不是艾滋病

鐘嘯偉“等死”的日子里，雖然不吃免費發放的抑制艾滋病藥物，但他每年都要去參加成都金牛區疾控中心組織的CD4檢測。鐘嘯偉說，沒有CD4檢測證明就吃不到低保。

成都市疾控中心性病與艾滋病防制科科長何勤英告訴，CD4是人體內一種淋巴細胞，是HIV病毒的主要受體，疾控部門通過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血液做CD4檢測，判定艾滋病病毒攜帶者的病毒載量變化。重慶市涪陵區疾控中心從事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唐醫生說，艾滋病病毒攜帶者淋巴細胞大于200，醫學上一般稱其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HIV)，低于200，則稱為艾滋病病人(AIDS)。

一直在等死，卻一直死不掉。2015年12月，已被確證HIV抗體為陽性7年的鐘嘯偉又一次前往金牛區疾控中心做CD4檢測，他在看艾滋病宣傳資料時，發現艾滋病病人有長期低燒等臨床癥狀，但他回憶過去7年自己無半點異常，他為自己的情況感到茫然。

2015年12月25日，鐘嘯偉抱著試一試的想法前往華西醫院實驗醫學科抽血檢測。次日，當他拿到檢測結果后徹底亂了套——HIV抗原體復合檢測結果為陰性。

“醫生，是不是搞錯了?”

鐘嘯偉說，當時醫生懟他說：“是不是你的血?”

“是我的血，但假如我是艾滋病呢?”

聽完鐘嘯偉的話后醫生回復說：“你是不是想得艾滋病想瘋了?”

拿著檢測報告單的鐘嘯偉陷入矛盾，鐘嘯偉說，那天自己恍惚得忘了坐公交車，一個人從華西醫院步行近9公里回到廉租房。一路上不斷問自己“是不是搞錯了，是不是搞錯了”。

鐘嘯偉還是決定把檢測結果告知金牛區疾控中心。金牛區疾控中心疾控三科工作人員告訴，她在疾控中心工作多年，像鐘嘯偉這種情況還是第一次遇到。

金牛區疾控中心2016年1月22日對鐘嘯偉進行抽血送檢，其HIV抗體檢測結果仍為陰性。

仍為陽性的“鐘嘯偉”血樣

成都市疾控中心在得到鐘嘯偉HIV抗體檢測結果從陽性變為陰性的結果后，隨即上報四川省疾控中心。

成都市疾控中心相關負責人告訴，2008年單位檢測設備還不能做確證檢測，只能是初篩，鐘嘯偉的血樣當年送到四川省疾控中心檢測。

2008年的《HIV抗體確認檢測報告單》證實，鐘嘯偉的血樣2008年12月2日送檢，送檢單位為成都市疾控中心，確認單位是四川省疾控中心。報告單備注一欄注明“本報告僅對送檢樣品負責，身份證號不詳”。

四川省疾控中心宣傳科工作人員告訴，收到成都市疾控中心信息后，他們立即對鐘嘯偉2008年的血樣進行復查，檢測結果仍為陽性。該工作人員表示，實驗室只對送檢樣品負責，當年的送檢樣品檢測流程沒有問題，現在的問題只能找成都市疾控中心。

成都市疾控中心相關負責人表示，由于省疾控中心保存的鐘嘯偉血樣檢測結果依然為陽性，所以目前能肯定2008年送檢的血樣不是鐘嘯偉本人的。這也和信息登記存在漏洞有關，因為很多艾滋病病人反對實名登記，疾控部門也不能強制他們實名制。

但鐘嘯偉說，血樣樣品是他親自到成都市疾控中心一樓抽的血，也是成都市疾控中心的人親自操作、封存的。

成都市疾控中心性病與艾滋病防制科科長何勤英說，事后調查有兩個疑點。一是鐘嘯偉戒毒后于2007年到美沙酮門診服藥，2007年12月曾抽血檢查，其結果為陰性;2008年7月，鐘嘯偉再次抽血檢查，結果也為陰性;但2008年的12月，他又到疾控中心檢查，被檢測為陽性。“按理說，他沒有感染風險，卻多次主動檢查。”她說，平時也有人用艾滋病檢測報告逃避公安機關打擊。

另外一個讓何勤英不理解的是，2008年檢測為陽性至2015年12月期間，鐘嘯偉共有13次醫學隨訪記錄，但他的CD4檢測卻一次都沒有。“如果他做CD4檢測，可能很早就會發現他的問題。”

鐘嘯偉說，每次醫學隨訪他都去了，但金牛區疾控中心的醫生沒能在他手上抽出血，他每次都將情況反饋給了疾控中心工作人員。

3月27日，鐘嘯偉到金牛區疾控三科對質時，多次接受他反映情況的女工作人員表示，“每年做CD4的人那么多，記不清楚了。”

何勤英說，鐘嘯偉注射毒品多年，手上血管有可能萎縮，存在抽不出血的可能，但醫生可以通過頸部、股動脈來抽血，“只是不清楚基層的工作人員是否這么做了。”

遲遲得不到解決

鐘嘯偉說，2016年1月被檢測出陰性后，他多次要求四川省疾控中心、成都市疾控中心給個說法。

“事情過去一年多了，他們連道歉都沒講過。”鐘嘯偉說，當我找省疾控時，他們說沒有責任，讓我找成都市疾控中心;成都市疾控中心卻說由金牛區疾控中心負責解決。

金牛區疾控中心工作人員表示，他們是因為鐘嘯偉的戶籍地在金牛區所以介入管理他，對于檢測結果一事，他們沒介入解決。

成都市疾控中心相關負責人表示，鐘嘯偉找到他們要求內部解決，但雙方沒有達成一致。對于鐘嘯偉過去七年的經歷，他們深表遺憾，希望鐘嘯偉通過法律程序解決此事。

今年2月上旬，成都市疾控中心當著四川電視臺《黃金三十分》欄目記者的面向鐘嘯偉表態“下個星期之內就會給你一個(答復)”。鐘嘯偉說，記者采訪后，他再也沒有得到成都市疾控中心的說法。

鐘嘯偉說，他也想過找律師和疾控部門走法律程序，如今自己每個月靠500元低保以及母親的接濟過活，目前還沒能從過去七年每天躲在家里過活的活死人狀態下走出來，根本沒有經濟能力去應付法律程序。

12月1日，在第30個世界艾滋病日時，鐘嘯偉說，他準備向法院起訴成都市疾控中心和四川省疾控中心，要求兩家單位就錯誤的檢查結果公開道歉，并對他進行賠償。

同時，在鐘嘯偉的心里，他還擔心著女朋友向亞玲的安危，由于他沒有向亞玲親人的聯系方式，至今他不知道向亞玲的生死。“如果她還活著，我希望她幸福，自己下輩子做牛做馬去報答她，如果她因為這場誤會輕生了，我實在不知道該怎么去面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