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種報告很“高大上”，它要呈現在省領導和有關部門面前，共同商議解決，它們是代表委員的建議和提案;但它卻蘊含著一種聲音，這種聲音來自基層，來自民生，來自群眾的夙愿。簡單來說，代表委員們就是深入基層、把這種聲音傳遞出來的，并提出解決方案的人。

本網記者采訪石宇波委員

石宇波委員：被鄉鎮幼兒園所感動

“政府和社會各界要加大對早期教育的關注與資金投入，解決孩子們入院難問題。”今年全省兩會上，省政協委員、貴州省青年聯合會副主席石宇波在談到貴州早教問題時，提出了該建議。

在談到該提案的調研過程，石宇波委員給記者講了他的親身經歷。“2013年，我們到黔西南州冊亨縣的坡妹鎮調研。那里有一所坡妹幼兒園，是一位外出打工返鄉的年輕女孩開的。”石宇波委員介紹到，坡妹鎮是當地的人口大鎮，但缺水、落后、交通不便等因素長期存在。為此，當地群眾紛紛選擇外出打工，導致坡妹鎮留守兒童數量劇增。

“在坡妹幼兒園成立前，當地的留守兒童都處于‘散養’狀態。”石宇波委員通過走訪了解到，坡妹幼兒園的園長來自貞豐，外出打工后來到坡妹鎮，發現很多孩子在馬路上跑沒有人管，就萌發了開班幼兒園的想法。于是她用父親給她準備的80萬“嫁妝”和自己外出打工的積蓄辦了第一所幼兒園。

雖然幼兒園辦起來了，但學校仍然存在不少問題。“幼兒園很簡陋，桌子也是拼湊的，燈光也很暗。很多留守兒童父母在外打工，他們以幼兒園為家，以園長為父母，李園長這個未婚‘媽媽’卻以母親的大愛關愛著孩子們。”即便很困難，李園長卻沒向政府要過一分錢。“她僅僅希望在六一兒童節的時候，讓孩子們用上新書包和新文具。”談到這里，石宇波委員也被當時的場景所感動。“從那時起，我就開始關注兒童的早期教育問題。”

石宇波委員表示，我們經濟富裕了，GDP上去了，如果孩子上幼兒園還是難題，也會降低社會的幸福指數。義務教育起碼有法規做保障，而幼兒園教育是沒有選擇的。坡妹幼兒園談不上師資力量，老師都是外出打工的返鄉人員。孩子的學前教育是值得政府和社會各界關注、關心的民生問題。作為貴州省政協委員、貴州省早教協會負責人，石宇波從2013年就開始關注早期教育問題：“今年貴州省兩會，我們要把這個問題形成提案。”

在石宇波看來，二胎政策逐漸落實，孩子早期教育問題就更應該得到政府、社會各界的關注。“‘十三五’開局之年，希望貴州各級政府和社會各界能夠加大對幼兒園早期教育的支持。做好這項長期的民生事業!”

人大代表楊龍仙向記者介紹她帶來的建議

人大代表楊龍仙：加強學前教育師資隊伍建設

長期以來，學前教育是整個教育的“短板”，而農村則是學前教育的“短板”。在基層人大代表楊龍仙的家鄉，也面臨著這一問題。

楊龍仙來自黔南州平塘縣卡蒲毛南族鄉甲壩村，目前卡蒲毛南族鄉僅僅只有一所規范化的幼兒園，由于該幼兒園教學資源有限，導致卡蒲毛南族鄉很多農村適齡兒童沒有幼兒園可讀，只能將就在一些小學的學前班就讀。

“4、5、6歲都在一個班，學期班的老師大都是中專生，教師整體專業素質偏低，已經嚴重影響到了學前教育的發展。”這兩年，陸續有鄉里鄉親向楊龍仙吐槽孩子讀書的問題。長此以往，楊龍仙開始留意當地學前教育問題。

2015年12月，楊龍仙前往平塘縣教育局了解該縣學前教育具體情況。“2015年平塘縣秋季全縣學前教育在園(班)幼兒共9022人，在冊幼兒教師322人，師生比為1:32.3，按1:8(每班兩教一保)的師生比，還需增加教師800人以上。”楊龍仙認為，隨著廣大幼兒家長特別是農村邊遠地區家長對開始認識到學前教育的重要性，進入幼兒園(班)就讀的幼兒人數還會不斷增加，教師的缺口也將隨之而加大。

此后，楊龍仙多次走村串戶、實地調研，與鄉里鄉親深入交談，聽取各方意見，集思廣益。

在調研中，楊龍仙發現由于鄉鎮、村幼兒園教師經濟收入過低，以及農村單調、艱苦的工作環境，抑制了高學歷的年輕幼兒教師向農村流動，這也導致了農村幼兒教師隊伍的不穩定。

鑒于此，楊龍仙建議：“編制、人社、教育等部門要根據公辦幼兒園辦學實際，合理核定公辦幼兒園教師編制，有計劃分步驟逐年公開招聘符合條件的人員充實幼兒園教師隊伍，按照教育部、省教育廳相關要求逐步補足配齊各類幼兒園教職工。”

“幼兒教育師資隊伍的建設是提高學前教育的關鍵所在，關系到學前教育的長遠發展。”在楊龍仙看來，當地教育局可以加強與黔南師院、貴定師范、貴陽幼師對接，采取頂崗實習的方式，大力提升平塘縣職業中學幼師辦學水平，為當地幼兒園提供合格人才。

另外，楊龍仙還建議平塘縣教育局，公開向平塘縣待業的大中專院校(包括縣職中學前教育專業)以上畢業生發起“幼兒園教育服務志愿者倡議書”，讓一些還在待業的平塘籍畢業生參與到幼兒教育隊伍中來。

省政協委員、冊亨縣政協副主席岑仕香

岑仕香委員：只有深入基層才能了解群眾所需

“我就是農村的基層干部。”基層調研對于省政協委員、冊亨縣政協副主席岑仕香來說就是家常便飯。

今年全省兩會上，岑仕香委員把關注的點放在如何完善精準扶貧和精準脫貧上。“比如說農村用電的問題。農村通電但功率不足的現象在我們縣普遍存在，一次我在外面調研的時候，正好趕上當地布依族的一個節日，當地一位群眾把我請到他家過節。在他家，我看有電磁爐、電飯煲等家用電器，但他卻告訴我，這些電器買來一樣都不能用。”原來，當地通電功率不足，許多電器都不能正常使用，即便用一會，也會因功率太高斷電。“當時我就在想，我們的扶貧是不是還需要很多細節的完善。”

“現在老百姓有獲得感了，但幸福感不強!”岑仕香委員總結到。在她看來，只有通過基層調研，對百姓生活細致觀察，才能深入了解百姓所需，才能為老百姓的幸福生活出一份力。

“去年年底冊亨縣通了望(謨)安(龍)高速，但這里也存在一個短板，農村公路建設只涉及建制村、行政村，而自然村寨卻沒在規劃中。”岑仕香委員介紹到，冊亨縣有23個行政村，但是有938個自然村寨，其中60%多沒有通公路。“產業發展離不開路，要想富，先修路，修路才是硬道路么!”

“在調研中，我了解到，當地農民都希望有條好路，把他們的特色農產品運出去。”在采訪中，岑仕香委員說的幾乎全是大白話，但這些直白的大白話卻那么真實，這不僅是她急盼脫貧的拳拳之心，同時也代表了當地群眾的心聲。

劉曉靜委員向記者介紹農村垃圾解決情況

劉曉靜委員：解決農村垃圾助力新農村建設

“農村生活垃圾應該走分類利用減量化的路子。”1月25日，貴州省政協十一屆四次會議召開的第一天，省政協委員、省環境工程評估中心副主任劉曉靜就帶來了她的提案。作為一位環保工作者，她自然將目光聚焦在環境治理上。

當人們都在關注城市垃圾問題的時候，劉曉靜委員卻把關注點轉向了農村生活垃圾處理。“農村的人口群體龐大，但農村生活垃圾的產生率比城市低，治理有方可尋。”劉曉靜委員說：“我們走了貴州很多地方，政府投了大量資金和精力給村民建污水處理設施、垃圾收集池、轉運等，但這些設施全成了擺設，很少有人用，我看了非常痛心。”

劉曉靜委員向記者展示了一組數據：農村生活垃圾中有40%是可腐爛的，60%是不可腐爛的。“這40%的可腐垃圾可用來堆肥、沼氣化等;剩下 60%不可腐垃圾又有不少是可回收再利用的。分類利用減量化的路子對貴州農村是非常適用的。”對于農村垃圾處理問題，劉曉靜委員開出了自己的“處方”。

說起這個“處方”，劉曉靜委員用“機緣巧合”來形容。去年11月，她在參加黨校學習時調研了杭州周邊農村。“那里的古貌和文化保存得非常好，鄉村味道很濃厚。村里的道路設施都十分干凈。”通過實地走訪和參觀學習，劉曉靜委員了解到，杭州周邊之所以干凈是當地采取了垃圾分類的方式，減少了垃圾排放。“它們還在當地聘請農戶做保潔員，一個月工資2500元，既不耽誤農活，還能賺些外快，農戶們也非常愿意。”

“杭州可以，貴州為什么不能呢?”從杭州回來后，劉曉靜委員加快了調研的步伐，趕在今年全省兩會上提交該提案。

“錯過‘十三五’，農村的問題可能更加突出，解決起來可能更加困難。”劉曉靜委員希望“十三五”期間，相關部門及時調整發展思路，在“啃”城鎮垃圾處理這塊硬骨頭時，更加關注農村垃圾處理，用分類利用減量化的方式助力美麗新農村建設。(本網記者 李柏杉 楊昌鼎　車璐 程曦 實習生 陳夕梅 王其香 方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