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年底，總會有各種各樣的排行榜發布。法治建設、公共服務、政府效率、空氣質量、擁堵程度、平均收入、退休版幸福指數……覆蓋了從公共議題到市民生活的各種內容。

據本報記者不完全統計，2015年的最后一個月，有21個機構發布了不同種類的城市排行榜發布。

這些排行榜是怎么出爐的?怎樣制作靠譜的排行榜?排行榜能否為地方城市的發展規劃決策提供參考依據?本報記者試圖揭開排行榜背后的操作邏輯和商業秘密。

一個月發布21個排行榜

據記者不完全統計，在2015年的最后一個月里，有21個城市排行榜發布，涵蓋了法治建設、公共服務、政府效率、空氣質量、擁堵程度、平均收入等多個領域。

2015年12月25日，中國社會科學院公共服務藍皮書課題組發布《2015年公共服務藍皮書》。藍皮書指出，在中國38個主要城市的公共服務評價對比中，民眾滿意度較高的城市包括拉薩、寧波和廈門，北京未進入前十名，居第19位，而青島位列第15位。

藍皮書副主編劉志昌告訴記者，這已經是他們連續第五年發布公共服務藍皮書。2015年我國主要城市的公共服務滿意度有一定提高，由2014年的57.28分提升到58.74分。

此前，北京師范大學政府管理研究院等機構聯合發布了《2015中國地方政府效率研究報告》，對31個省級政府、104個重點城市的政府效率進行分析評估。這也是該機構連續第五年發布的地方政府效率報告。

2015年12月14日，中國政法大學法治政府研究院發布《法治政府評估報告2015》和《法治政府藍皮書2015》。自2013年起，法治政府研究院每年向社會發布一份《法治政府評估報告》，以期建立一個較為科學的法治政府建設指標體系，推動法治政府建設。

如今，這份報告已經越來越引起地方政府的關注。在當天的發布會現場，除了研究學者，還有來自深圳、廣州、上海、杭州、成都、南寧、廈門等地方政府的法制辦公室負責人，后者就當地在法治政府建設中取得的經驗作了發言。

相比于這些已經做得比較成熟、評價體系比較完整的城市排行榜，山東大學發布的《中國縣域居民發展指數》和西南財經大學中國民生指數研發中心發布的《全國中心城市民生滿意度調查簡報》(2015)等屬于“后來者”，影響力也相對有限。

除了高校科研單位，一些帶有民間智庫研究性質的商業網站也紛紛發布各種排行榜。

2015年12月27日，福布斯中文網發布2015中國大陸最佳商業城市榜單，前十名依次為廣州、上海、深圳、北京、杭州、南京、寧波、無錫、青島、成都。據了解，這是青島首次入圍前十。這是福布斯中文網連續第12年發布中國大陸最佳商業城市排行榜。

此外，一些企業也基于自身大數據的分析發布了一些排行榜，比如高德每個季度都會發布重點城市交通擁堵排行。在第三季度榜單中，青島還首次入圍國內“十大堵城”序列，這與7、8、9月是青島傳統的旅游旺季、外來人口爆增不無關系;亞馬遜發布的2015年度閱讀城市榜顯示，青島排在第12位。

據記者不完全統計，在2015年的最后一個月里，有21個城市排行榜發布，涵蓋了法治建設、公共服務、政府效率、空氣質量、擁堵程度、平均收入等多個領域。

如何制作靠譜的排行榜

《公共服務藍皮書》副主編劉志昌介紹，藍皮書基本是基于調查問卷的分析。每年度的調查均歷時數月，投入訪問人員數百人，發放問卷數量超20000份。

這些名目繁多的排行榜是如何出爐的呢?

記者注意到，大部分排行榜都有一套成熟的評估指標體系。通俗地說，就是通過這套評估體系，將抽象的概念通過建立可量化的完整指標完成評估測定。

國內最早從事幸福指數研究的華南理工大學教授鄭方輝告訴記者，在他的研究中，將幸福定義于主觀范疇，利用幸福感和滿意度等指標測量公眾的幸福指數。其中幸福感所占權重為50.0%，滿意度包括個人及家庭因素、社會因素、自然因素、政府因素等，所占權 重為50.0%。個人家庭因素中，又包括對收入滿意度(6.2%)、身心健康滿意度(5.3% )、工作就業滿意度(4.6%);社會因素中，又包括治安滿意度(5.2% )、社會保障滿意度(5.4%);自然因素中，主要是指對自然環境滿意度(5.5%);政府因素中，包括對政策公平性滿意度(5.3%)、對政府廉潔滿意度(5.2%)、對執法公正滿意度(6.3%)。

因此，數據的獲取就非常關鍵。

北京師范大學政府管理研究院院長唐任伍告訴記者，他們的數據來源一般都是政府公開的統計數據，比如《2014中國統計年鑒》、《2014中國區域經濟統計年鑒》等相關原始數據，然后再針對這些數據進行分析。

“不過也有一些調研數據是我們自己得出的，我們每年都會選擇一些地方進行調研。”唐任伍表示。

負責《法治政府評估報告》社會公眾滿意度調查部分的中國政法大學法治政府研究院教師王翔告訴記者，他們的調查分為問卷調查和實地訪談兩種方式。以問卷調查為主，面向100個城市，每個城市發放210份問卷，最終有效問卷總數為20368份。“為保證調查的有效性，項目組選取以前述100個城市為生源地或在當地就讀的高校學生為調研員，深入這些城市的商販集散地、行政服務中心等進行抽樣調查。”

《公共服務藍皮書》副主編劉志昌介紹，藍皮書基本是基于調查問卷的分析。每年度的調查均歷時數月，投入訪問人員數百人，發放問卷數量超20000份(每個城市發放量≥650份)，并且還注意了性別與年齡等方面的樣本分布均衡性。

不過，決定城市排名的評估指標體系并非一成不變。

《法治政府藍皮書》主編、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馬懷德教授在今年的發布會上就表示，2015年的報告評估所使用的2015年版評估指標體系是由法治政府研究院在2013年版評估指標體系和2014年版評估指標體系的基礎上加以修訂和完善而成。

“2015年版評估指標體系仍然是以《綱要》、《關于加強市縣政府依法行政的決定》、《關于加強法治政府建設的意見》這三個法治政府建設的綱領性文件為依據，同時結合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以及2013年、2014年法治政府評估活動所反映的具體實際和問題，加以進一步發展與完善。”馬懷德表示。

或可影響政府決策

謝良兵根據發布榜單引發的關注度觀察到，地方政府比較關注涉及民生方面的榜單，比如空氣質量、養老等，有些榜單還會影響地方政府對于這方面的總結和投入。

各種各樣的城市排行榜，究竟是否會對城市的發展規劃有促進作用呢?

已經連續14年發布的中國社科院《中國城市競爭力藍皮書》在報告中稱，“這份城市競爭力報告會對各級政府尤其是城市政府部門、國內外企業、有關研究機構、社會公眾具有重要的決策參考意義和研究借鑒價值。”

“對中國城市發展產生一定的引導、激勵和決策參考作用。”在2014年發布現場，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學部委員李培林曾概括這份報告的作用。他笑言，“團隊的牽頭人倪鵬飛博士雖然很年輕，但是在我們國家近300個地級以上城市市長那里比我們很多的所長和院長都要知名。”

在專注評級與評價的標準排名研究院城市研究總監謝良兵看來，其實很多地方政府很重視榜單，如果城市在某項榜單中排名不錯，也會主動宣傳。

謝良兵根據發布榜單引發的關注度觀察到，地方政府比較關注涉及民生方面的榜單，比如空氣質量、養老等，有些榜單還會影響地方政府對于這方面的總結和投入。

“比如江西省城市大面積進入我們的氧吧城市和最宜養老城市榜單，當地林業部門就堅定了生態江西的路線。福建的上榜城市也是如此，2015年工作總結和2016年工作規劃都強調這方面內容。”謝良兵表示，除了民間第三方機構的榜單，其實政府內部也有情況通報，就是將某一方面的發展情況以數據排名形式公布，官員政績一目了然。

漳州市委機關報《閩西日報》的一篇報道或可窺見地方政府的態度。刊發于2015年12月5日頭版的名為《2015中國養老城市50強揭曉漳州位列全國第七》的報道稱，“這份榜單的發布，既是從幾個角度肯定了我市生態建設和社會事業建設成果，又讓我們看到了還有許多地方需要繼續努力和完善。”

漳州市民政局相關負責人則表示，這次入選全國50強，對漳州養老產業的發展無疑是個利好。

而一些地方政府對于城市排行榜中的負面榜單則諱莫如深，其中最著名的是鬼城指數排行榜。

“我們連續兩年的鬼城指數排行榜都會有地方政府找來協商。一方面，這份榜單會嚴重影響地方招商;另一方面，這份鬼城榜上了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出版的《中國新城新區發展報告》，而這個機構是真正能影響地方決策的。”謝良兵直言。

不過，不是所有排行榜都能得到認可。

2013年，某財經周刊對中國400個城市的綜合商業指數進行排名，其中以成都為首的15座城市新升為一線城市。由此引發讀者對所在城市排名的關注，其中有的省會城市未能進入一線，而有些在沿海經濟發達的縣級市，比如中山市，名次反而靠前。

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城市規劃研究室主任李紅玉在接受媒體采訪時還專門辟謠，2013最新城市排名榜不能作為引領城市發展的標準。

“由于綜合商業指數是對城市商業發展水平的一個專項評價，而不是對城市發展總體水平的評價，因此，不能作為引領城市發展的標準，更不能作為城鎮化建設的方向。”李紅玉表示。

學術與市場的融合

唐任伍告訴記者，他們到地方城市做調研時，為了保持客觀公正，盡量不跟地方政府打招呼，開發布會的時候也盡量不邀請地方政府來參加。

越來越多的高校科研機構熱衷于發布各種排行榜，那么這些研究能否走向市場化呢?

《2015地方政府效率研究報告》研究團隊負責人唐任伍告訴記者，報告也會以書的形式出版發行，但說實話，沒有什么稿費收益，他們反而還會承擔一些出版費用。

實際上，基于研究報告發布的各種城市排行榜的費用大多來自于課題經費，而且并沒有轉化為市場收益。

“高校里的這種研究報告一般都是來自于之前申請的重大課題，有一定的課題經費，研究過程中產生的各項費用可以報銷，最后形成的報告也是課題的研究成果，是作為課結項的重要標準。”唐任伍告訴記者。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學術機構也開始和一些地方政府和企業進行合作。

第一年發布《中國縣域居民發展指數》報告的山東大學縣域發展研究院，是由即墨市政府與山東大學于2014年7月成立共建的一個智庫。該研究院一方面要為即墨經濟社會發展提供智庫支持，另一方面也會針對全國縣域發展過程中具有普遍性和重要性的問題和難題進行研究。

“完成高水平研究報告5份，4份被地方政府主要領導批示采用，1份呈報中央領導參閱。”據知情人士透露，縣域發展研究院的人員編制、基本科研經費等都會納入山東大學的范疇，同時即墨市政府也會提供一定的支持。

這些研究要做到走向市場的同時又保持其客觀獨立，并不容易。唐任伍告訴記者，他們到地方城市做調研時，為了保持客觀公正，一般都盡量不跟地方政府打招呼，開發布會的時候也盡量不邀請地方政府來參加。

不過，唐任伍也覺得，學術和市場之間還是可以找到一些平衡的。“我們做地方政府效率研究的時間久了，有一些這方面的數據庫積累，可以針對某些的地方政府制定一些參考依據，政府可以通過購買服務的方式獲得這些報告。”

值得注意的是，《2015年地方政府效率研究報告》已經在進行一些嘗試，除了常規的排行榜外，還對政府效率較高的東莞、深圳、蘇州、鄂爾多斯等多個典型城市進行深入分析，以此梳理提升地方政府效率的實踐經驗。同時，對政府效率較低的揭陽、邯鄲、桂林等市開展個案分析，力求尋覓影響地方政府效率改進的瓶頸與困難。

（記者 李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