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訓收費居高不下,藝術類的培訓一節課時費2000元,半年學費近20萬元;雖然證照不全依然違規辦學,還赫然以“名校名師”為噱頭虛假宣傳,到處招攬生源;帶隊老師公然收受高額回扣;一些培訓機構動不動就卷款跑路……近日,有市民向《法制日報》記者投訴稱,湖南長沙的社會教育培訓市場可謂亂象叢生。

記者調查后發現,雖然長沙各監管部門曾多次聯合進行過清查與整治,但由于其中存在多頭審批,審批標準相對比較模糊等現實問題,教育培訓領域存在的各種問題總是難以根除。

如何進一步明確責權,平衡各方利益,盡快走出目前這種監管的困境,正在成為一道考驗諸多管理部門的現實難題。

虛假宣傳現象普遍

“‘阿全精品教育’用虛假廣告騙取生源,嚴重損害了我們學生的利益。”近日,長沙市雨花區一中學學生小宋氣憤地向《法制日報》記者投訴,稱其學校附近一家名叫“阿全精品教育”的培訓機構在廣告上公然宣傳授課老師都是“名校名師”,但他報名上課以后才發現,那些所謂的“名師”竟然全是一些根本就不入流的學校里名不見經傳的普通老師,有些甚至只是一些在校的大學生。

接到投訴后,記者來到位于雨花區雅禮中學附近的一幢寫字樓里,發現這里各種名稱的中學教育培訓機構數量繁多,且廣告宣傳無一例外地都是“名校名師”、“省重點實驗班教師”授課。

在“阿全精品教育”的辦公場所內,記者未找到任何有效的經營許可證照,而據正在上課的學生們反映,授課老師只是某些普通子弟小學的代課老師,與墻上貼的“名師”信息完全不符。

“我們是沒有證照,這棟樓里面包括我們在內的幾十家培訓機構都沒有證。我們也想辦證,但是教育部門門檻太高,不給我們批啊。”“阿全精品教育”的負責人理直氣壯地承認自己無證經營和夸大宣傳的問題。

“長沙一些高考藝術考試培訓學校承諾我們只要交11萬元,就保證我們上線,否則就全額退款。但我沒有考上想索取退款時,相關負責人卻以拒接電話等方式躲避我們。”近日,一位來自衡陽的考生傅凡向《法制日報》記者舉報,長沙一些藝術類的培訓學校先是百般游說自己簽約繳費,交了錢之后就沒了音訊。

隨后,記者來到藝考培訓學校較為集中的岳麓區大學城附近,發現這里無證經營、違規辦學、高價收費的現象甚為普遍和嚴重。

“別看這些學校辦學條件沒底氣,收費可是底氣十足!一節課時費高達2000元,半年學費就幾十萬元,宣稱北京名師親自授課,保證考上重點院校,不知是真是假。”在暗訪中,一位高考藝術生家長如此抱怨道。

“2000元一節課不算貴,現在的藝考培訓市場中高端的培訓課差不多都是這個價。”一位藝術培訓學校的校長林某向記者透露,各種高額的培訓費用向物價部門備案即可,無需審批。

“其實許多藝術培訓學校聘請的都是公立學校的老師,他們在這里兼課賺‘外快’。”林某還向記者透露了藝考行業的其他“潛規則”:“學校給帶隊老師的回扣通常是50%到70%之間,也就是說,如果一個學生的培訓費是1萬,我們就要給帶隊老師5000元到7000元的‘回扣’,10個學生就是7萬元,這是‘江湖規矩’。”

“學生是買的,老師是請的,場地是租的,教材是‘引進’的(復印或撕掉別人的封面就成了自己的教材),理念是拼湊的……最終沒一個是自己的。”這是此前長沙一家教育培訓總裁對長沙教育培訓業“怪現象”進行的總結。

記者了解到,去年10月,“北京起點教育”在長沙的4個校區突然關門,欠下學生學費、教師及員工工資及物業房租等費用百余萬元。不久,“學成個性化教育侯家塘中心”也突然關門,經查,該培訓機構并沒有辦理相關手續,欠下費用也無從追討。

“這些魚龍混雜的教育培訓機構怎么有傳道授業的資格和條件?把我們的孩子送去這種所謂的‘學校’,我們怎么放心?這種學校也能招生,難道就沒有人管管嗎?”看到這些五花八門的作坊似的培訓機構,家有兒女的長沙市民王先生對此十分擔憂。

多頭管理標準不一

“現在長沙市的民辦教育機構是由教育、勞動兩個部門分別監管,實行誰審批、誰主管、誰負責的管理模式。”長沙市教育局主管社會辦學的副局長王建林告訴《法制日報》記者,長沙市現在共有各類社會辦學機構2000余所,總資產49.4億元。其中,文化教育類由教育部門審批、主管;職業技術類由勞動部門審批、主管。而出售教育用品或教育咨詢服務的公司由工商部門審批、監管。

“教育部門對文化教育類的民辦培訓機構的審批程序,規定了嚴格的層級制度和明確的條件要求。”王建林告訴記者,民辦教育機構的審批,共包括省、市、區(縣)三個層級。文化類培訓機構應經所在區(縣)教育局審批;高中階段學歷教育機構應經市教育局審批;包括高等職業技術教育在內的高等學歷教育的審批,應由省和國家教育部審批和備案。“現在長沙市經各級教育部門審批的文化教育培訓機構共有331所。”

“雖然長沙市擁有相當部分辦學規范、質量優異的民辦學校,但該領域中存在的嚴重問題確實不少。”王建林認為,市民反映的虛假宣傳、無證經營、高額學費、收受回扣、安全隱患等現象確實存在,其背后有著諸多成因。

“首先,辦學條件的門檻設置逐漸提高,導致一些公司‘掛羊頭,賣狗肉’。”王建林告訴記者,法律規定的社會辦學審批部門只有教育部門和勞動部門,且辦學條件要求嚴格,所以許多人以教育咨詢公司的名義在工商局注冊后,實際經營的卻是教育培訓。

“其次,社會辦學的從業人員素質良莠不齊也是原因所在。”王建林說,許多培訓機構的所有者,其經濟實力、思想素質和文化素質高低不一,辦學場地簡陋,甚至“打一槍換一個地方”,因此無證經營、虛假宣傳或者詐騙錢財的現象時有發生。

如何形成管控合力

雖然諸如此類的管理措施從未放松,專項治理行動也從未停止,但王建林認為,對社會辦學的監管仍然面臨著一些深刻的制度層面及操作層面的困境。

“首先,若不進一步明確責權,加強行業自律,教育培訓領域將繼續混亂無序。”王建林認為,教育部門、勞動部門、工商部門和民政部門要切實履職,加大各自分管領域的整治力度。

其次,提高辦學門檻是未來監管發展的必然趨勢,嚴格要求一校一牌、一校一址,強化屬地管轄,芙蓉區作了有益探索。要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辦教育促進法》的要求,民辦學校的設立要參照同級同類公辦學校條件辦學的標準進行審批。

“此外,要加強民辦教師資質的管理。我們想通過公示其教師資格證、技術職稱證等信息,來規范從業者的從業資質管理,目前正在思考與探索中。”王建林認為,公辦教師拿著納稅人的錢,理應全心全意為國家服務,要制止腳踩兩只船,一邊在公辦學校上課,一邊到民辦培訓學校兼課。然而公辦教師資源豐富,如何讓其有序流動,考驗著制度設計者的智慧。

“教育培訓屬于近年來出現的新興行業,國家還未對其進行行業分類,但現在長沙市經營托管服務或教育咨詢類的企業、個體戶就有近2000家。其中無證經營的共有926家,在工商部門注冊的共有870余家。”6月27日,長沙市工商局企業監管處副處長朱偉在接受《法制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由于相關規定的空缺,教育咨詢企業在工商部門均按法人登記,且不需進行前置審批手續。雖然其實際經營多以文化教育培訓為主,但其中大部分登記的經營范圍都是教育咨詢或零售教育用品類。

“目前長沙已經確定把托管中心納入工商監管審批的范圍,不再讓其總是‘脫管中心’。今后,工商行政部門將突出重點,嚴格整頓規范教育咨詢企業無證非法經營辦學行為,打擊違法的虛假招生廣告行為,積極配合和協助相關部門出臺長沙市社會辦學的長效管理辦法,突破現實管控中的制度困境。”長沙市工商局局長陳躍文如此告訴《法制日報》記者。

朱偉告訴記者:“對于沒有取得教育部門的審批許可,而擅自從事文化教育培訓的企業、個體戶,我們先進行摸底排查,再責令整改,要求其到教育部門審批,再到民政部門登記。”朱偉說,6月開始,市紀委、市糾風辦牽頭開展社會辦學行為專項整治行動,對此類違規辦學現象堅決查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