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訊 由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九久讀書人聯合舉辦的“一九八四，另一種敘事——‘新人文論’(紀念版)出版座談會”在北京單向空間舉行。叢書作者中的許子東、趙園、黃子平、季紅真出席座談會，與讀者分享這套經典叢書背后的故事以及他們的八十年代集體記憶。北京大學資深教授，博士生導師錢理群也出席了活動。

“新人文論”叢書是八十年代初開始活躍于文壇的青年學者和批評家的一次集體亮相，映照著三十年前文學觀念嬗變的思想大潮。此次重新出版，既是舊作的重新推廣，也是對八十年代文學研究黃金時代的一次懷念和重思。就像資深出版人李慶西在活動現場所說：“八十年代并不是很看重學歷門檻的年代，八十年代是尊重名家，但并不崇拜名家的年代，是有利于年輕人脫穎而出的年代。”

現場，錢理群教授對“新人文論”叢書發表了看法。以下內容根據速錄整理：

錢理群：大家可能會注意到“新人文論”叢書的新人中缺了兩個人，缺了我和吳福輝，原因很簡單，(那時候)我和吳福輝已經不是青年了，那時候我正好是46歲到50歲之間，這個年齡擠進青年確實不合適。但是，因為我后來和黃子平、陳平原兩個人一起提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這樣通常大家就把我和黃子平、陳平原一起看待，稱我們為青年學者。到后來我退休了，大家突然發現錢理群成老教授了，所以我只有兩個命名，從“青年學者”一下子跳到“老教授”，這當中沒有一個過渡，所以我是一個沒有中年時代的學者，不過當時我們這種四五十歲的中年人跟他們二三十歲的青年人并沒有多少的界限，而且是互相幫助的。

這里特別感謝黃子平，剛才趙園說到她的第一本書是子平取名的，實際上是子平推薦的，因為我們這群人首先出名的是黃子平，他的《沉思的老樹的精靈》非常出名，我們當時還默默無聞。當時上海的一位編輯找到了他，想出他的書，同時對黃子平說，你的同學當中能不能推薦一兩位?結果他推薦了我和趙園，大家很難想象，當時這位編輯聽完這話后立刻跑到我們家里來，當場就確定讓你寫什么。我說我在寫《心靈的探尋》，他說好，就寫這個。所以我今天經常勸那些找我出書的編輯，我說，你別找我這個已經出了名的，你應該找那些已經很有潛力，正處于要出不出的時候的人，他各方面已經準備好了，但是因為種種原因，比如說年輕、沒有機會，他出不來，這個時候找他做作者是最好的，他一定會把最好的東西給你。

我覺得今天大家聽我們的講話，我有一點擔心，擔心我們會不會給諸位造成印象，把1980年代過分地理想化了，好像1980年代青年人非常容易出來，其實并不是如此。

談一點我的經驗，我的第一本書到現在都出不來，我真正的第一本書，我下了功夫寫的是《周作人年譜》，因為那個時候老師要求研究作家要從人物開始，我記得我花了整整三年的時間辛辛苦苦寫出這本年譜，但是這個臉譜最后就是出不來。后來沒有辦法了，就由我的導師王瑤先生出面，把這本書推薦給了北大出版社，北大出版社接受了，但是那個編輯思想比較老，他審了一年，后來跟我回答說，他說不是你這個書不好，而是說北大出版社第一次出年譜，出漢奸周作人不合適，就這個原因給我退回來了。

我想講的意思是，大家不要把1980年代想得過于理想化，每一個時代的年輕人要出來，都遇到種種的阻力，而這個阻力要靠自己的努力去解決，不要覺得好像過去很好，今天就不好，不要把過去理想化。但是那個時代確實有一個特點，雖然也有外在的這么多阻力，但是我們確實有一大批(我很感激我們的老師)老師對我們全力支持。我記得當時不止是一個老師，還有更多的人，甚至我發現有些人可貴在哪里，他覺得這個學生有可能超過他，但他還是推他出來，這個境界就很難有，現在的導師恐怕很難有這樣的氣度，他恐怕就不那么熱情地把這個學生給推出來。另外那時候真的是有很多的出版社，很多的雜志編輯盡全力要把新人推出來。

另外，我覺得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們(學者)相互之間確實非常團結，剛才提到了京海兩派(北京、上海)實力是最強的，但是恰巧也是關系最好的。有一種說法一山不容二虎，但是我們幾虎在一起，大家都處得非常好，而且盡量互相支持。我覺得這個經驗可能更重要，因為從外界環境來看，每一個不同的時代都會遇到阻力，那怎么辦呢?靠自己的毅力，還有靠同輩間互相的支持，總是能夠出來。

所以我覺得這里很重要的一點是生態環境問題，1980年代總體來說，那個時代環境比現在好，我覺得現在令人擔憂的就是生態環境。當然現在也有比我們那個時代優越的地方，比如說現在出書要容易一點，不是那么難了，而且現在我覺得，實際上我們今天有些更年輕的學者，他們寫出來的書的質量并不一定比這套書差，現在也有一些很好的書，但是不大可能有這套書的這么大影響。我最近跟我的學生談話，我說，你們無論從知識結構，還是很多的研究上來說，實際上并不弱于我們，甚至超過我們，但是你們必須承認這個現實，你們很難有我們這代人的影響，這跟現代的環境是有關系的。那怎么辦?我對我的學生說，因此你們現在就不要再去追求有多大的影響，多大的效應。我提出兩點，第一，憑興趣做學問，第二，憑良知做你自己的事情。現在年輕人只能選擇這么一條路，但是我覺得，盡管生態環境不盡理想，我們是不是完全沒有進一步努力的空間?我覺得也不一定，更大的環境我們掌握不了，但是小環境里面，我覺得還是有有良知的出版編輯、雜志編輯的，還是可以為制造好的生態環境做出一些努力，更主要還有我們自己，彼此之間是不是可以聯絡起來，互相支持，也創造出一個相對好的生態環境。我最主要的是呼吁這個，大家第一要面對現實，第二個就是要考慮怎么樣能夠由自己的努力創立更好的一個環境。

【現場問答】

問：我主要想問一下錢理群教授，因為我知道你有一句名言，現在的大學生從北大、清華所謂的精英的大學生，他們早已經成為精致的利己主義者，這句話對我影響很大，我現在也在北大待了一段時間，我自己有這種感覺，因為北大現在好像越來越官僚，早已不是五四時代的北大了，我想問一下錢老，您是在什么環境下說出這句話的?還有你對我們現在大學生的擔憂，我認為還是很客觀，你覺得我們發展下去是不是一種很危險的趨勢?

錢理群：我可以講一下，我怎么會提出這樣一個高智商的精致的利己主義概念，其實這個發明權不屬于我，是我和兩位中學教師的通信當中，他們共同提出這個問題。中學老師最大的悲哀是，他們培養出來的高材生，有相當一部分是高智商的精致的利己主義者，他們提出后就提醒我了。其實我這個話提出時間很早，我記得在北大110周年校慶很小范圍內講過這個，但是因為在北大內部講的，沒有什么反映，后來我參加劉道玉那個會，馬上就在網上傳播開了，我想要補充兩點，一個就是我覺得高智商的精致利己主義的學生的出現，實際上是高智商的利己主義的老師培養出來的，所以我最近有一個話，我說，北大最大的悲哀就是一批高智商的利己主義者老師培養出一批又一批高智商的利己主義的學生。

但是話又說回來，我講的只是一部分，不能簡單地概括為現在整個北大的老師都是利己主義的，學生也是利己主義的，這有點過分了。但是坦白說，我對北大極度失望，不是一般的失望。但是從內心深處又覺得北大還是有一點希望能保留(它的精神的)，因為北大畢竟有傳統在那里，而且青年是多變的，所以我覺得現在教育在培養出高智商利己主義者的同時，還有一批(我也接觸到一些)現在還在堅持自己的夢想，還在堅持走自己的道路的學生，所以我現在更看重的是后面的這部分學生，我永遠把自己眼光放在一些多少還在堅持理想主義的人身上。當然他們的理想主義跟我的理想主義可能不一樣，但他們多少還在堅持。所以我曾經寫文章講到兩點，我說我們要堅信人性的力量，因為人性決定人本質上還是精神動物，人本質還是社會動物，我們要相信這一點。

另外我覺得要相信青春的力量，因為青年人總有一種向上的力量，但是這樣一種青年力量、人性的力量是不能承受壓力的，我經常講這句話，人的本性既有善又有惡，問題是這個環境，這個條件，是揚惡抑善的，還是揚善抑惡的，我覺得問題出在我們現在很多情況都是揚惡抑善。我們要爭取改變，哪怕局部改變這樣一種狀況，要揚善抑惡，我覺得我們今天這個交談就是揚善抑惡，我們談的都是一些向上的東西，好的文化生態就是揚善抑惡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