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說，這個鍋我不背!

這幾年，對明星演員片酬畸高的吐槽聲音總會不時出現。春節檔的票房冠軍《流浪地球》也同樣引發了大家類似的話題。面對資金鏈斷裂，導演、制片、攝影、演員紛紛自掏腰包，才最終為觀眾呈現了一部有誠意的電影。明星片酬只有在合理的區間內，才能使更多資金投入到影片制作環節，這個理所應當的規則已經到付諸于行動的時候了。

畸高片酬，不僅讓有些明星付出的努力與獲得巨額財富不成正比，而且還阻擋了影視文藝界傳播社會正能量的健康風氣。要知道，少數演員的天價片酬與多數演員的合理收入不能一概而論。被人反感的畸高片酬消耗了過多優質資源，占據片酬總額比例過高，使影視創作不能集中力量精雕細琢，使影視資本把投資權重放在追逐流量明星的帶貨能力上，而不看重演員本身的業務能力和發展潛力。“畸高片酬”激起公眾的不公平感也在情理之中。

然而，對于天價明星的惡劣樣本，有人卻以“一切皆是市場行為”以蔽之，但市場真能決定一切嗎?“市場行為”何以成為明星畸高片酬的遮羞布?固然，演藝圈本身是站在聚光燈下的行業，一舉一動必然引人關注，與通過國家經費和體制保障創造智力成果和社會效益的科學家、學者屬于不同的行業范疇。科學家、學者皓首窮經、焚膏繼晷、兩耳不聞窗外事的工作需要和職業精神，當然不能和娛樂圈同日而語，兩個截然不同的行業更不適合放在一起比較，但這些不能比較的原因并不能成為替娛樂業畸形開脫的理由。

事實上，“明星天價之殤”暴露的是財富的逆流和價值的錯位，它無形中讓不少勤奮努力的人在價值觀上受到不同程度的傷害。很多年輕人在確立人生志愿時，想當明星，想做偶像，這是個人選擇，沒什么好非議的。但是，成為明星得有貨真價實的業務能力，具備演什么像什么的本領，不能只看到明星的光環，不能總想走捷徑雇水軍，不能只為了掙大錢，而不腳踏實地地確立自己真正適合的人生方向。

對明星偶像的崇拜超過科學家，也在某種程度上折射出才學與財富失衡所造成的浮躁心態和信仰危機。它使人產生對生存意義和價值的追問：在物欲橫流的今天如何才能不迷失自己?人活著究竟該追求和信仰什么?誰才是我們這個時代應該追的星?在這一點上，那些生如夏花般絢爛的人用行動和價值觀回應了以上問題，同時回答了“何為成功”“何為人生”“何為國家精神”這一時代話題。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女院士何澤慧被譽為“中國的居里夫人”，一生淡泊名利，始終住在上世紀50年代一間破舊的小屋里，將畢生心力奉獻給了中國的核事業;“中國氫彈之父”于敏隱姓埋名28年，全身心投入到深奧的氫彈理論研究中;南京92歲高齡的朱悅真奶奶16歲時就參加抗日戰爭，她自己生活非常簡樸，卻從1993年開始，每年都給貧困生、身患重病的農民工捐款救助……

如果有人覺得拿科學家的人生境界與明星相提并論顯得牽強和矯情的話，近年來的演藝圈其實也不乏正能量的生動個案。導演吳天明是演藝界中的“異類”，他拍電影不圖感官刺激，選演員不選貴的只選對的，哪位演員帶助理，他就換人。他以自己的方式捍衛著電影創作的尊嚴，向曾經的“純真年代”致敬。演員李雪健對演戲有著近乎吹毛求疵的認真和執著，他一生拿角色與觀眾交朋友，堅定而執著地走在維護演員尊嚴和信仰的路上。周潤發身負盛名，生活卻過得極簡且素，還將演藝所得捐給慈善基金會。演藝圈里不乏兢兢業業做事業的典范，不缺自己功成名就不忘提攜后輩、兼愛社會的名家。但是，畸高片酬卻不能為文藝圈帶來如許清風，恐怕更多的影響是扎戲、虛榮攀比、不思進取、撈一筆是一筆……

人生不該滿足于享樂，而在于能否利人利他并承擔社會責任。無論時代如何變遷，無論是貧窮還是富有，責任意識始終是公民的信念之基、力量之源。而每個個體生命意義的發展和完善，需要依賴社會價值的創造和精神生活的充實，切不可沉湎于對金錢權力的盲目崇拜和聲色犬馬的物欲加持中，助長拜金追星、炫富享樂的腐化思想傳播。

如今，面對畸高片酬引發的社會聲討，一方面要進一步監管和遏制天價片酬，矯正和消弭收入的不均等和差距鴻溝;另一方面，文化人要磨礪心性、健全人格，樹立正確的人生理想和價值追求，同時把個人的理想和追求融入到國家和民族的事業中。正所謂不畏浮云遮望眼，得意時耐得住寂寞，失意時經得起磨煉。即便身處繁華，仍要初心不變，懷著一份家國的情懷，保持一顆未曾蒙塵的赤子之心。這既是時代賦予每個人的氣象和風貌，也是歷史對美好生活價值維度的理念和定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