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幾年，科研經費腐敗一直是社會關注焦點。中央一方面要求加強科研經費管理，一方面鼓勵高校科研人員多出成果。應該說，高校科研領域的問題正在一一改正過程中。然而，在高校科研環境日趨向好的背景下，個別高校的教師卻出現了不敢做科研的現象。這背后是何原因?

年底是每個單位、每個人盤點過去一年工作的時候，對于上海復旦大學的很多老師來講，過去一年該校科研領域的兩個貪污案被定罪給他們留下了巨大陰影。“現在一般都不做科研，不知道哪天輪到自己。”近日，該校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師說。

據悉，不久前復旦大學醫學院動物實驗部原主任楊萍、醫學院動物實驗室原正、副主任敖紅和黃愛民均以貪污罪分別被判刑。從今年年初至今，《法制日報》記者一直關注這兩起案件的走向，并對滬浙兩地多所高校科研領域的管理現狀，展開了為期10個月的調查。

科研項目經費支出存漏洞

楊萍在看守所待了3年4個月，她被釋放后找到記者“喊冤”:“自始至終，我沒有承認犯罪，所有科研項目從審批到完成都是按照學校規定辦理，科研經費的分配和取得也嚴格按照學校管理辦法實施，要有罪也是學校制度有罪。”

楊萍一審被判有期徒刑10年，二審改判為3年4個月。二審判決后的第三天，她刑滿釋放。然而，她的兩名下屬卻沒有如此幸運，一審分別被判10年和12年有期徒刑，二審雖改判，但至今仍在獄中服刑。

法院給兩案定罪的理由是，利用職務便利，將應由所在部門承接相關實驗服務項目的所得收益予以侵吞，而敖紅和黃愛民一案又暴露出借用別人名義承接科研項目、用假發票報銷套現的科研經費管理亂象。

“這兩個案子代表了目前高校科研領域管理中的兩大方面，大部分老師都像楊萍這樣以學校或者部門的名義承接科研項目，然后以酬金的方式獲利;小部分沒有科研資質的人會像敖紅、黃愛民這樣借用別人名義或者其他不正當渠道找項目賺錢。但不論是哪種，在科研經費支取的實際操作中亂象叢生。”上述不愿具名的復旦大學老師告訴記者。

資料顯示，2010年，復旦大學理工科、醫科共獲得各類項目1393項，到款總經費10.8億元。另據資料顯示，浙江大學2011年到款科研經費28.17億元，總量居高校第二，其中千萬級項目達到102項。從這兩組數據可窺高校科研領域的經費之巨。

“科研項目一般分為縱向課題和橫向課題，前者是撥款類項目，由上級部門或各類基金下達和資助的研究項目;后者為非撥款類項目，即向社會承接的研究項目。從數量和規模上來看，縱向課題比橫向課題多得多。”這位老師透露，如果從全國高校來看，每年科研經費都得以千億元計算。

“從我們審理來看，復旦大學在科研項目和經費管理上的確存在漏洞。”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周法官告訴記者。誠如他所言，2014年7月，中央巡視組在對復旦大學專項巡視后指出，該校科研經費管理使用混亂，違規現象突出，存在腐敗風險。具體而言，從2008年至2013年，該校有25個項目在同一時間多渠道申請獲得資助，屬于重復申報課題;有2個項目涉及4個專利授權屬于用舊專利充抵新課題成果。巡視組還要求學校對配套資金不到位、違規報銷經費、未按規定退還結余經費等問題進行排查。

在調查中，有多名高校領導和老師告訴記者，這種案子只是高校關于科研經費管理問題的冰山一角，復旦大學存在的問題也是全國高校普遍存在的問題。如何依法嚴格規范管理，關系到我國科研領域的健康發展、長遠發展，任重而道遠。

立項申報不拼實力拼關系

記者從楊萍處獲悉，復旦大學科研老師手上都有兩個本子，一個酬金本，一個經費本，這是每個科研項目經費管理必備的兩個記賬本。按照學校和動物實驗部多年來的規定和慣例，有科研資質的老師，誰承接，就由誰申報、完成和最終對經費的管理分配。楊萍承接和完成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經費使用均記錄在記賬本上，然而，這最終也沒能成為她洗罪的證據。

記者手頭有一份《復旦大學理科與醫科科研項目經費管理規定》，記者注意到，在該“規定”中，科研經費到學校賬戶后，學校收取5%的管理費和3%的科技活動費，項目負責人可提取縱向課題最高8%的酬金、橫向課題40%的酬金，其余的用于實驗開支。如果項目結束后經費仍有結余，項目負責人還可以提取不超過40%的勞務酬金……

此外，記者還取得了浙江大學和上海其他三所高校的科研經費管理辦法，發現分配方案大同小異，但浙江大學規定的經費列支項目要比復旦大學的更為詳細，具體為三大類13項，另外，浙江大學在今年3月又專門對橫向課題經費管理作出新的規定，補充了對業務招待費用的限制。

“之所以酬金的比例如此之高，就是要激發老師科研的積極性，但問題就出在經費管理環節中，由于管理過于粗放，可操作空間太大了，在巨大的利益面前，就容易滋生亂象。”復旦大學劉老師做科研多年，對業內操作了如指掌:“作為項目負責人，我所能做的就是守住自己的法律底線和道德底線。”

那么，多年來高校科研領域的亂象又有哪些呢?劉老師給記者做了分析。首先是立項申報，不拼實力拼“關系”。一個原本科研實力不強的人，只要當了校領導，課題馬上就來，于是很多人就削尖腦袋，往上鉆營。另外一些老師也紛紛利用學校的資源“跑部錢進”，拿了課題費后，甩手就給了年輕教師或學生去做。

其次是經費花不完，報銷靠造假。每年那么多的科研經費，學校在收取了管理費后基本不控制。復旦大學更是規定，“科研經費的使用和管理由項目負責人負責”。于是，為了套現，開具假發票、編造假合同、編制假賬目等手段應有盡有、防不勝防。

“老師變老板，項目變金庫，用學生身份證冒領勞務費，把裝修發票、購車發票統統入賬。中國科協曾有過調查，在一些高校和研究機構，科研資金用于項目本身僅占40%左右，大量科研經費流失在項目之外。”劉老師說。

其三就是驗收走過場，成果沒人管。“有關系拿到項目的就有本事結題，花點經費，請幾個專家說說好話，即便課題不怎么樣，照樣有機會拿優秀。”劉老師透露。

滕老師在上海交通大學博士畢業后留校任教，因為沒有科研資質，前幾年就把接來的項目放在導師名下做。“高校工資低，要賺錢就得做科研，所以大家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他告訴記者，“現在普遍不敢了，這不是鬧著玩的，要坐牢的。”

學校制度有缺陷亟待完善

在楊萍案中，記者注意到，其定罪最重要的一組證據就是復旦大學出具的兩份“情況說明”。這兩份說明后來被該校老師廣為詬病。

“這兩個案子中，到底是個人故意犯罪，還是學校制度缺陷所致，這是學校需要面對和檢討的，但現實中學校卻是一推了之，撇清自己。”一位知情人告訴記者:“從案發到現在已經過去快四年了，但學校在科研經費管理的建章立制上并沒有太大改善，這讓我們感到后怕。”

那么，在科研經費貪污案發生后，尤其在中央巡視組對復旦大學科研經費管理提出整改意見后，復旦大學又有哪些作為呢記者從今年2月開始，一直在和復旦大學宣傳部聯系，希望學校領導或有關部門負責人接受采訪，但一直得不到正面回應，其間曾致電該校紀委書記，也被直接回絕。

劉老師以前每年都要負責三到四個科研項目，但近兩三年來他幾乎不做了。“同事中，除了職稱晉升需要，一般都不做科研，這雖是塊肥肉，但風險太大了。”他說，學校雖然在建章立制方面沒有進展，但財務規定明顯嚴格了，以前那些可以報銷的項目現在幾乎被砍光了，科研真的不好做。因此，現在學校科研發展呈斷崖式下滑。

今年8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進一步完善中央財政科研項目資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見》。最近，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又印發了《關于實行以增加知識價值為導向分配政策的若干意見》，旨在充分發揮收入分配政策的激勵導向作用，激發廣大科研人員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鼓勵多出成果、快出成果、出好成果，推動科技成果加快向現實生產力轉化，并要求各個高校根據自身實際出臺相關政策。

華東政法大學童老師告訴記者，鼓勵科研人員的積極性，收入分配政策固然重要，但合法依規地獲取報酬是前提。要杜絕科研領域的亂象，還得從依法治校做起，尤其在立法層面，中國目前還沒有一部關于科研項目立項、審批、經費使用、監管責任的系統法律，立法的缺失，直接導致科研項目管理的混亂。

同時，他還認為，對科研項目的管理還應建立誠信和懲戒體系，追加相應責任條款，在驗收評估中，對有問題的項目責任人要記入“黑名單”，追回項目資金并限制未來申請科研項目的資格，并以此培養一支積極性高、創新力強、風清氣正的高校科研隊伍。(為保護受訪老師隱私，文中受訪老師除案件被告人外均為化名)

本報記者余東明